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一是史观史学的式微，实证史学的凸显；其二是社会史理论与研究的繁盛。最近几年，古典文献电子化和学科整合的趋势，对学人的震动也很是明显。这期间，众多史学前辈以其求知的渴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史学的前进。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时代。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向，并在时代大潮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上反思既往，应更利于我们汲取经验，总结教训。而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很好地契合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研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问：冯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您在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中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清史和其他几个专史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许多世人瞩目的学术贡献。您能否先概括地谈一谈您的史学传承与创新？
    答：我谈不上什么创新，只不过进行了较多方面的史学学习与研究，在史学研究的路上，我受四种学术流派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和乾嘉考据学，从这里获得重视史料和考证的教益；其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史学，令我更加懂得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归纳分析的研究方法；再次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懂得了宏观把握历史的重要，并且有了相对于英雄史观的民众史观的意识，多少注意到社会下层人物的历史；最后是年鉴学派和西方新史学的影响，使我开阔视野，多方位多层次地去观察历史及其变迁，树立建立整体史的研究目标。我的特点大约在于，留意于理论和方法论的把握，一定程度上能综合各流派之长，并予以吸收，运用到我的研究和社会活动中，如将社会史作为我近二十年的研究方向，并致力于推动它在中国史学界的开展。当然，我并没有放弃传统历史内容的研究，比如写作《雍正传》，并且将它看做是使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尝试。
    问：那么，请您再简单谈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受谁影响较大？
    1955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可以这样说吧，中学的兴趣，大学的基础专业训练，研究生的进一步训练，是我从读史到治史的一个过程。隋唐史和明清史对我来讲都是有兴趣的。郑毅生天挺先生、杨佩之志玖先生都是我敬重的老师。起初，我对隋唐史情有独钟，1956年写出《为什么李唐能够建立王朝》的习作，并获得学生论文竞赛奖，到研究生时跟郑先生学习明清史。郑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是关于精读一本书的方法。郑先生特别强调精读一本价值高的书。原始材料太多了，但是你要把一部书读透了，精读了，掌握了，将来就会受用无穷。我从这里面学习了一种治学方法，它不仅是读某一本书的问题，而是以后研究、教学备课所必须采用的一种方法。做某一断代史，只要把这一断代最重要的那部书掌握了，就有了进一步研究的根基，就能有想不到的奇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方法的训练。我也把这种方法传授给我的学生。
    在南开求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实证史学。重视材料的实证史学研究，是南开，也是北大的传统。因为我的老师多是从北大移师南开的，这样在南开也形成了这种学风和传统。因此，我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研究一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理解之后，我就立刻找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只有读了原始材料之后，才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根基。掌握原始材料，益处有二：一是有助于我们赞同或不赞成某种观点，二是可以形成自己的见解。最主要的是后者。这都是从老师那儿所得的教益。
    问：最初在拜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后，感到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跟现在的一些做社会史的或史学界年青一代有很大不同，您不但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并且是一直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前沿，在具体的研究中，您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治学风格，在实际研究中又与最新的研究动态紧密结合起来。请问是不是这样？
    在具体的研究上，我采取实证、考证的方法，希望多多地占有材料，而不空发议论，这是一种意向。还有一种意向是小题大做。我做微观的题目多，宏观的题目很少。有人会问，做微观，做很小的题目，意义何在呢？其实，我所做的，并不是把一个事情本身说清楚就完了，而是尽可能把它和更广阔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看能否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也许具体写文章时，并没有说明更大的问题，但至少心里应该有这种想法。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做了一篇《雍正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1980年刊出）。题目非常小，社会中的堕民，本来人数就很少，而又说的是一个小地域范围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无甚必要，而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从社会结构来考虑，堕民是一种群体，或者一个等级。我们从等级制度考虑，它是等级制中的一员。讲等级制度，如果不从多方面来讲，把每一个群体、等级都说清楚，你的等级制度如何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所以需要做微观的研究，以小见大。虽然我做的是小题目，注意史料，但宏观研究、宏观思考问题的方法，我也是在学习，也在思考。从理论来讲，因为我们那时主要就是学马列主义，还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他们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有关于历史学的一些观点，我们从1964年开始每天学习“毛选”。一些经典著作，也是不止一遍地读，有些就变成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可以说深入脑际，很容易就会想到。马克思主义给我的一个大收获，就是对问题宏观的把握。研究一个具体问题，往往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看它是什么地位。就我来讲，一直到今天，坚持这种宏观的把握，就是始终不忘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