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史的定义，早期我没有注意到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因素，现在把它补充进来。这个定义只是一家之言，只是个人的想法。这个想法，和别的观点不同，只是抱着一种探索的态度，谁也不能强加于谁，因为任何定义都不会是完全科学的，都不会是无可非议的。定义只是一种范畴性的东西，不可能用几个字，几十个字把事物都包括进来，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别人可以给你提出许多建议。我做定义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纯学理的界定，一个是可操作性的界定。定义不能是纯学理的，还要注意可操作性。在这个定义里，其中有一些观念是从前苏联社会学关于社会的一个定义里借鉴来的。为什么要考虑苏联的东西，是因为当初苏联的东西翻译过来的早，欧美那时你想看还没有，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思想体系有些接近。再有我想，我们已有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教育和接受，这已形成中国学术一种新的传统。如果说像傅斯年、胡适所提倡的，那是西方欧美的实证史学。这也是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是那时传过来，特别是后来，作为指导性的思想和理论灌输，已经被大家接受了，比实证史学流行。实证史学不是官方的，从来就是民间的。马克思主义是官方的，那当然更加容易形成一种传统。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好，实证史学也好，都是西方过来的，在中国被接受了，也就形成中国学术界的思潮。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接受的年鉴学派的东西，这也是西方的，这必然就会碰到我们原来已经形成的传统的东西。像西方现在强调所谓整体史、新史学或新社会史，他们强调整体史，不是做局部的研究。但这个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讲，从来都是注意宏观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宏观，在我这儿来讲，更多的不是接受现在西方的东西，而是说把它与传统结合起来。这里说的传统，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新传统，而不是20世纪以前的，那种古典的传统。我把它们结合起来了，因此我想，我们中国人今天接受整体史学并不困难。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学者，他们是从年鉴史学，或西方的新史学学过来的。而我们原来就有这种宏观历史的观念，现在接受它的一些新的思考、新的内容，就是新史学所提出的从下向上看这样一些内容和方法，不过把它结合而已。也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儿所谓劳动者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只是片面强调乃至公式化、教条化，以后就是阶级斗争史。那好我们变一下，扩大它的内容，自下向上看的角度，全面研究下层社会，而不是只研究阶级斗争。因此，我想这种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也不是说完全吸收当代西方的史学，还是和传统的结合起来。在讨论中，坚持把社会史看成专门史的似乎并不太多，就我在文章中还不断说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人不这么说，尤其是一些年青学者坚持范式说或提出中层理论。我的态度是互相尊重，尽管这些学者年青，但我觉得他们能提出问题来，启发我们思考，能提高研究的品位、研究的层次。
    至于具体的社会史研究，我所做的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一是清代社会史的，二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是关于宗族史的，四是关于社会史史料学的。对于清代社会史的研究，从学术背景来讲，我的根基在清代。有三本书可以反映出来，一本是我和常建华教授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这本书主要是我来做的。建国前也有过断代社会史，但从80年代以来，《清人社会生活》是断代社会史第一部，是我根据对社会史的理解，想建立一个断代社会史研究的框架，所以这里面有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史在历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具体研究各个结构中各种群体、生活方式中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风俗习惯。清朝是少数民族为主的，我们国家本身就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又有少数民族生活的专题。第二部是《清人生活漫步》，第三部是《顾真斋文丛》，在其中的《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一文中说道：关于女性的生活、社会地位、她们本身的观念，为什么她们会自杀、会守寡，多是主动做的。如何看待她们自身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种追求。过去我们从压迫史来讲，是被迫的，固然是有被迫成分，可是她们把被迫变为一种自我意识。她们从小接受这种教育，变成自己的观念，有的很自然就这样做。《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一文，初稿写于1964年，发表却是在20年后的1985年。其中，我把后来研究的婚姻问题、女性问题的方方面面基本都涉及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研究逐步展开了，如包办婚姻、婚龄问题、童养媳、寡妇再婚、寡妇旌表、守寡与家庭、弃婴与育婴堂的建立、妇女与生产劳动关系、妇女家庭地位、妇女对生产资料及家庭财产的问题等都提出来了。到今天还是研究这些方面，当然观点多有不同了。现在的研究前进了，不像过去那么绝对化了。以前我们老是绷着脸，看什么都是对立的，家庭也是对立的。家庭确实有对立的一面，但一定主要是和谐的一面，没有和谐的主导方面，家庭早就崩溃瓦解了。这些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对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社会结构史的思考和研究，最主要的体现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为该书写了一篇长达近二十万字的绪论，探讨社会结构理论之外，着墨于先秦到清末的社会结构本身，论述各个时期的等级结构、社会群体和组织。我论述的特点是力求抓住社会结构的静态模式和变化的关系，着眼点是考察变动，意图是动静研究，寻觅历史变迁轨迹，避免结构论的误失。在理论上我是强调等级理论和使用等级分析方法，发现历史上中国等级状况是：等级结构既严谨又有所松动；等级制贯穿在一切生活领域；等级意识系统强烈，流传久远。我还发现宗法观念也渗透于古代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中，它反映人的从属关系实质。我再具体地说一篇文章，就是《清代地主阶级述论》（《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我是从组成地主阶级的成分方面思考的，所以讲地主构成及其复杂化，包括平民地主、学校地主、宗族地主、善堂地主。善堂有许多种，普济堂、育婴堂、社仓、义仓等各种，这是后来我们讲的救济事业、慈善机构，但当时没人提。当时我倒不是从这种社会组织出发的，但是讲到它的构成，这里有各种类型的构成，虽然目的不是讲育婴堂、普济堂等各堂是什么，但它有什么功能没有，讲到它的经济，也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了。注意这样一些慈善事业，像宗族地主、寺院地主（早在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何兹全先生就提出了）、商人地主、官绅地主，还有皇室地主，不同类型的地主有不同的特权或地位。这篇文章，讲了地主的多种成分，实际是讲的清代社会结构。1996年我进一步思考地主与农民关系问题，撰写《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一文，我把平民地主视为农民，就是用的等级分析方法，地主有各种类型的地主，有有特权的地主，有平民地主，还有贱民地主，他们身份很低，但有钱，有土地出租，所以要用阶级观点讲，都是地主，但从等级角度考虑，他在法律上，在社会习俗上处于不同的地位，这个才是关键。也就是说，这个人要给他定性，最关键的要看他在等级上所处的地位。过去讲“肉头地主”是挨欺负的，你说地主是统治阶级，可他们往往是地方官、衙役、小吏、恶霸等社会恶势力欺负的对象。有钱，若没有政治势力，就找你的麻烦，勒索你。赋税靠谁？不是靠佃农，因为佃农根本不缴税，缴的是租，有时有劳役、人口税，但没有赋，那赋税靠谁缴--自耕农和地主。我们说政权是地主阶级的，那么地主阶级是不用缴税的吗？不是，该政权保护的就是他们，所以我们要从等级社会上来看，是平民，他就有纳税和服劳役的义务。为什么后来他们要造反，农民起义他们也参加，劳役太厉害的时候，赋敛无已的时候，矛盾也就暴发出来了。造反的是地主和自耕农为主体。佃农跟国家隔着一层，主要的还是自耕农和地主。
    关于中国宗族史，自魏晋以来直到当代，我均有所接触，出版过《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及十几篇论文，《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宗族的现代转向》一书，将于2004年底问世。我清理了中国宗族演变的脉络，认为先秦是典型宗法制宗族，中古是士族制为主体的宗族，宋元是官僚制宗族，明清是衿绅平民宗族，20世纪以来宗族由宗法性向近现代民主性俱乐式的宗亲群体演进。从全部历史看，宗族由贵族群体走向平民化和民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