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也要考虑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维度。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否也应该做同样的思考呢？
    所谓人文关怀的基本含义，主要是指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这样一种精神对于历史学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者的李大钊早就明确地提出过史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他认为：现代史学给了人们“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和一种新历史观，可以“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关注人也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趋势。当代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他的新著《圣路易》翻译成中文后，他在专为中国读者写的前言中说：“本书中译本促使我关注声誉卓著和真挚友好的中国公众，因而，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一个机会。 ”他所谓的“关注”中国公众，就是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把西方的传记传统和中国的传记传统加以比较。他说：中国史学的传记传统至少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他要求中国读者能够进行“对比和互动”的阅读。因为对于13世纪的基督教会和中国社会这种自我封闭的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将使我们认识到：“对于远隔万里的两个社会来说，今天确有必要互相了解，因为相互了解能导致宽容、多元化和对历史记忆的和平比照，从而增进人类财富。”
    雅克·勒高夫在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史学的人文关怀的很好的诠释。他希望中国的读者不仅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了解西方的历史；不仅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当人们有了宽容、多元化的精神和对中外历史的对比了解，就有助于直接、间接地增进人类财富，促使人们更好地生活。由此看来：注意史学的人文关怀已经是当今世界著名史家的自觉意识，而对于今天紧跟时代潮流的新一代中国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课题。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的史学发展中已经蕴育着一种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在不断探索着神、自然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于自身的价值就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这种人文精神在史学中也有所表现，但这种人文精神往往被神意、天命等超自然的观念所遮蔽，所以史学的人文精神会显得比较微弱，需要我们认真去发掘。
    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有的学者对此已经作过研究。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内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其特点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是在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将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的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笔者赞同瞿先生对此问题的观点，在进一步的思考中也提出一些补充的看法：
    首先，从史学观点上来看，传统史学在论述历史的变迁、历史的因果时往往能够以“人事”的解释来对抗“天命”的解释，即以人本身的原因来解释历史。
    重视人，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表明在孔子的眼中，史官的作用已经与巫师分离了。以后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重大历史变迁时更是能够察觉“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在一些史学著述中也反映了古人对“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的认识。《尚书》中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最初体现。唐代史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则大量记述了唐太宗君臣对于“以人为本”的思想的认识。
    第二，传统史学从其内容上看也很注重写人。司马迁开创了记传体的编撰形式，首次在历史著作中记载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历史记载凸显了人的活动和作用。《汉书》延续了《史记》的传统，使史书对于记载人的活动有了可遵循的模式。到了唐代的刘知几则把史书记载人物活动的问题看成是史家不可推却的责任。他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我们浏览一下二十四史的篇目就会发现，《史记》、《汉书》中尽管也有循吏、儒林、游侠、滑稽等反映社会中下层人物的历史记载，但是所占篇幅比较小，而《宋史》、《元史》、《明史》中，对社会上普通人物的记述比例就大大增加了。以《明史》为例，它的列传部分共有220卷，其中从列传第10到第169卷是按照政治标准选择的对明王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主要是不同身份的官员，但是写知识分子的儒林和文苑的比例增加很多，共有7卷。写身份较低的下层政治人物的“忠义”之士也有7卷，而以“孝义”见长的普通人物则有2卷，“方伎”、“隐逸”各1卷。此外还有“列女”3卷，虽然这些人物的选择是按照当时社会流行的标准也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标准选择的，但这些人物的身份为普通的妇女则是不争的事实，她们有的人连姓氏都不清楚，只题名上海某氏、石门丐妇、兴安二女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明史》为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张献忠立了传，虽然说是列入了“流贼”传，但它毕竟完整地记载了这“亡天下”的农民起义过程。除了正史之外，明清以来所保留下来的大量地方志书，也按照正史的模式来搜求本地区符合记载标准的人物，这些人物则更是普通人物，其数量要比正史所载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