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是近代中国的杰出学者，他一生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不能尽述，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讨论其中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古史多元论”，一个是“大势变迁论”。“古史多元论”的提出，对一个自来相信华夏历史一脉相承的古老文明来说是震撼人心的新说，而“大势变迁论”则是蒙氏历史著作的一个主干。
    “古史多元论”这样的新说决不是平地突起，它牵涉到一段复杂的学术背景之变，尤其与廖平（1852-1932）有关。
    一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王观堂先生全集》第3册，台北：文华出版社，1968年，第1147页。）道光、咸丰以下的学问确实与先前不同，即以经学而论，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经学。而“时势”与“学问”间的竞走，也就是在时势的逼迫下，学问调整方向与内容，使得它与先前之学相比呈现“新”的面相。民国8年（1919），一位敏感的青年说：“在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学问总是追赶不上”，（注：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的变迁观》，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0页。）在那一百年中，时势变迁确实太快，学问并非不追赶，但确实“追赶不上”。当时敏感的学者不断地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划分、重组，国粹学派的儒者们区分“国学”与“君学”之不同即是一例，而今文家廖平是另一个例子。但是廖平的经学不应化约为只是“追赶”时势的产物，他的学问也与晚清经学的发展有关。
    晚清经学的面相非常繁复，不能轻易论断，但廖平综合了其中两个特色。一是超越个别名物度数或一部一部经典，对各经之间相互关系作跨文本的综览与比较，综观整个经学的轮廓，同时特别重视还原家法、条例，努力弄清楚某书究属何派，而某派学术在不同时代持说究竟有何不同。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具有学术史眼光的工作。清季今文经学家中，特别是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工作是例证。二是为了以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经学意识高高地凌驾在史学意识之上，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
    廖平一方面接收了综览全局式的经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以礼制分今、古之学，一方面又发展出极强的用世意志，把前者放在一个哲学的框架上重新加以解释。
    廖平的思维非常奇特，难以名之，我称之为“反模仿”西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
    廖平充分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所以认为上古时代非常野蛮朴陋，不是黄金时代，他把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放在孔子之时。在早年，他倾向于“反模仿”现代西方文化中认为有价值的部分，认为它们都是孔子早已提出过的，问题出在孔子以后的无知陋儒不能继承孔子的本意；到了后期，“反模仿”的方式似乎更进一层，用进化论的框架否定西方的进化成绩，即认为西方近代的种种在中国春秋以前已经存在了，但孔子拨乱反正，拒绝了这些卑陋的东西，提出道德纲常等伟大的道理，并流传了两千余年，故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已拒绝西方现代文明，而孔子之道及两千年来的东西与今天的西方相比，仍然是优胜的。（注：廖平：《伦理约编》，《六译馆丛书》，成都：存古书局，1914年，第1-15页。）
    为了吸收西方的现代性来压倒西方，他对古代文献进行分组，一一判别某些是真的、某些是假的、某些是要变法的、某些是落伍的；不管是分今、古，分小、大，分天、人，优胜的一方是“真正的”孔学，则孔子或是改革者（古、今），或是全世界之规划者（中国）。用李源澄的话说，廖平“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故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注：引自蒙文通：《廖平先生传》，《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44页。）
    廖平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学研究上，为了追赶时势，他不断地变造这个体系，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六变”，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便会发现这“六变”大抵对应西方文化不同阶段的挑战，廖平每次调整他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响应他所认识到的危机，（注：可参考廖平：《经学五变记》，台北：长安出版社，1978年；陈德述、黄开国、蔡方鹿：《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并以改造古代学术体系来维持孔子之学的相对优越性--不只优于中国各家各派，也优于全世界。但是因为他的调整幅度太大，即使是同一部经典，也是一下子肯定，一下子否定，忽高、忽低，对古代学术所作的解释纵横出入、高下随心，尤其是在他的所谓“二变”学之后，人们愈来愈对古代经典的客观性产生高度的不安，当然也对廖平本人的学术信用产生怀疑。
    廖平的“一变”之学对蒙文通影响最大。在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今古学考》中，他从前人累积的经学研究成果之中，慢慢地发现古代经学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中至少有两个相异的系统，以至于同一个礼制，往往出现至少两种不同的说法。廖平最大的创发就在于掌握住今、古文家在礼制上的不同，并用《周官》（古文）、《王制》（今文）来统摄这两个系统。用蒙文通先生的话说：“（廖平）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两派礼制的形成？廖平的方法是这样的：“于今文一家之学立齐、鲁两派以处之。古文一家所据之经，奇说尤众，则别之为《周官》派、《左传》派、《国语》派、《孝经》派以处之。而总之曰今文为齐鲁之学，古文为燕（当作梁）赵之学……于是立齐、鲁、燕、赵以处之”。（注：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20、129页。）他把长期以来争讼不决的今、古之分换成齐、鲁与燕、赵学问之异，把经学主张的不同化为地域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