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古史甄微》中，我们可以看到蒙氏用逆推法，由古代学术及古代史事之分为三系，上溯为古代民族三系之分。
    《古史甄微》一开始便胪列了《孟子》书中的十四件古事，由各系对同一史事说法之不同推论那是起因于齐鲁、三晋、楚三方学术之不同，再由三方学术之不同推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蒙文通说“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三者称道古事各判，其即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固各不同耶”。（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4页。）而从先前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齐鲁、三晋、楚三方学术不同之论，正是由廖平经蒙文通一路发展而来的。
    他进一步由各种史料区分出上古中国有“海岱-泰族”、“河洛-黄族”、“江淮-炎族”三系，而其中又以居于东方沿海的泰族为最早。他说“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居”，后来“炎族起于西南，黄族起于西北，而风姓之国夷灭殆尽”。（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56-57页。）泰族的特色是富于研究思考，留意天文、地理、物类，俨然是东方之希腊，“开发中国之文化者，胥泰族之功也”；黄族则是一个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之民族，俨然是东方之罗马；而炎族是崇幽灵、信鬼神之民族，很像是印度；而中国之文化乃泰、黄、炎三族所共建。（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64-67页。）上古时代五帝各传数十世，或数百千年，三族更互为王，互有起伏，一直到夏代才归于和睦。（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54页。）
    蒙文通认为古代中国文化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渤海地区，（注：蒙文通说：“中国文化之起于勃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42页。））故说“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3、61页。）“长江上游非先民之所至，白山黑水实汉族之故居”；汉族原在东北，“至夏定为九州，而东北遂以废弃”。（注：蒙文通：《古地甄微》，《蒙文通文集》第4卷，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5-6、4页。）第二阶段盛于山东地区，故齐鲁于上古为军事政治商业之中心，亦遂为最古老之文化发祥地。（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9页。又于第34、68页中，特别强调山东在上古历史之地位，说“上世帝王，多作都于鲁”，“邹、鲁者既开化最早，中国文化之泉源，而又中国历史文化之重心也”。）第三阶段则光大于三河（伊、洛、黄河）地区。
    蒙文通说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故以泰山为天下之中；后来以嵩山为天下之中者，是都三河之事；以华山为天下之中者，是周人宅丰、镐之事也。整个过程是由东向西移，是“以次自东北而西南”，非西北而涉东南。（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3-34页。）
    《古史甄微》的内容很丰富，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不过前述的论点牵涉到一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文化发展究竟是自西至东或由东而西的问题。晚清以来，中国“古代文化自西而东”之说甚嚣尘上，（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71页。）但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表示“我华族之自东而西”，日愈向西南进，而且“非惟汉族，即在夷狄亦多自东而西”。（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4、36、71页。）蒙文通之说也与古来相承的中原中心扩散论相左。自古以来，人们心中所持的多是中原中心扩散的观点，即使到近代，钱穆于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仍认为“（中国文化）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扩展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诸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逻诸境”。（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2页。）但蒙文通以他的三系统证明自古以来的华夏中心扩散说是靠不住的。
    而古代三系之史的不同，与三方之学不同、三方之文不同是串联在一起的。他说纵横、法家，乃三晋北方之学；道家如老庄，词赋家如屈原、宋玉，都是南人，则辞赋、道家本是南方之学；六经儒墨之流，则是东方邹、鲁之学问。他又说古代文章也有三系之不同：他讲西汉文章时，便说刘向、匡衡、董仲舒的文章，是源出于鲁人的六经；邹阳、枚乘、王褒之文，是出于楚人之词赋；贾谊、晁错、贾山的政论，是出于三晋纵横法家之学说。故西汉文章之变，也是以此三系文化为本。（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4页。）
    在世人眼中，蒙文通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的学术观点往往与当时的新派思想互相参差，不能仅以“保守”或“趋新”截然划分。在《古史甄微》等书中即处处展现一种批判性眼光。
    就史料而言，他尊信非正统史料远过于六经，先是说三晋古史比儒家经典可信，到《古史甄微》时则说“古史奇闻，诸子为详……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自足见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山海经》、《楚辞》等过去认为是齐东野人之语者，实皆可信，“则谓六经之所美刺为实事者陋矣”，并说孟子所驳斥的古史比较可信，孟子所主张的古史反而不可信。在《古史甄微》一书中他大量征引各种前人认为荒诞不经的材料，尤其是大量使用纬书--纬书对他的古史解释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因为只有纬书中有五帝各数百年之说，（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105、103、54页。）这些恐怕不是抱持传统心态的学者所能完全同意的。
    《古史甄微》拆散了古代圣王祖孙一系相传的架构，以不同族系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取代了三代圣君贤相的旧说，古代的圣君贤臣多在非议之列。他说周文王“率戎以侵中国”，又批评周公对殷人过于惨刻，批评孔子为维护贵族世卿之制等，不一而足。（注：以上分见于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如第104页。）这些论点的震撼力是很大的。蒙氏自己早已觉察到这部书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激烈意义，故形容自己是“而说此非毁尧舜，讥短汤武，狂悖之论哉”。（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2页。）
    《古史甄微》中有一个主旋律，即三代是“权力”角逐而非“道德”兴盛的时代。它说三代之兴衰皆取决于得失诸侯--“盖五帝三代，其得天下则以得诸侯，失天下则以失诸侯”，尤其是说三代之兴皆得“夷狄”之助--“虞、夏禅让，其事多疑”；“虞、夏间揖让之实，其关键乃在得失诸侯也”；即虞、夏君臣之间互相猜防之情是燎然若昭的。虞、夏之间，实兵戈扰攘，生民困厄，经书中所说的“百姓昭明，协和万国，黎民于变时雍”，是一种铺张扬厉之辞。“夫夏之中兴也以东夷，商之兴也以得汉南，周之兴也以西戎，三代之兴，胥资于夷狄也如是”。（注：以上分见于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74、76、96、75、81页。）从此，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古代碎裂了，而且恒在变化中，从此平静的黄金古代不再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