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廖平的《今古学考》问世之后，古代经学遗产已经开始裂解了。但是廖平与大部分经学家一样，想在纷乱的史实上面加上一个系统，加一个提纲挈领的纲宗，使得看来已经裂解的东西仍然能够“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这个纲宗便是孔子。廖平在“一变”阶段，为了解释前述的学术与地域上的分裂状态，提出一种说法，认为那是因为孔子早年、晚年学说重大的变化，不同阶段的学生所闻不一样的缘故，而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所以各地所传的孔子学说出现了重大的差异。来自燕、赵地区的是早年的学生，所闻的是孔子早年的学说，所传的是后来称为“古文”的学问；来自齐、鲁的是晚年的学生，所闻为孔子晚年成熟的今文经学，而晚年之学优于早年，故今文学优于古文学。（注：廖平：《今古学考》，台北：长安出版社，1974年，第83、88页。）早年的孔子遵循周制，而晚年的孔子是一个变法改革者，想要对周制进行变革，所以在礼制上有了种种新说。我怀疑，廖平区分孔子早、晚年学说不同及学生闻见之异，大概受到天台智顗将佛在世说法分成五个时期，也就是所谓“五时八教”，或类似学说的影响。（注：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619-624页。）
    简单地概括廖平早期的想法，大约有两点。第一，经学系统不是一个完满的有机体，它的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与矛盾。第二，这些差异可以分成一些派别，这些差别先是可以用孔子早、晚不同及地域差异来解释，接着又可以用孔子、刘歆之不同来加以梳理。而这几点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分别不同群组，并对这些不同加以解释成了一种时髦。以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为例，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即受到廖平的影响，在《西汉周官师说考》等书中说古学为西周之制，王制为东周之制：又说明堂之所以有今、古两说，乃是一为丰镐之制，一为雒邑之制；又说古代疆里之所以有今、古两说之异者，一为西周疆里，一为东周疆里。（注：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42、110、121页。）他也免不了要立“纲宗”，即不管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是周制。
    王国维虽然不受他们影响，可是如果我们细读《殷周制度论》，也会发现他与廖、刘一样，既发现了三代礼制之不同，并划分为殷与周两个群组，同时他还是忘不了要为它们寻找一个系统，所以说殷、周皆是帝喾之后，借着帝喾把分裂的体系又黏合起来。
    二
    廖平的经学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蒙文通，但此处所说的影响是相当曲折的，是一种既“扬”又“弃”（aufheben）的关系。
    蒙文通在1912-1913年于四川国学院从学于廖平、刘师培。这时候清廷已经灭亡，廖平六十一二岁，早已过了学术影响力的高峰，（注：蒙文通于《经学抉原·序》说：“文通于壬子、癸丑间，学经于国学院，时廖、刘两师及名山吴师并在讲席。”（《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46页）关于廖平的生平，参考廖幼平：《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尽管如此，廖氏的学问对蒙文通的影响仍然很深。蒙氏最早的两篇文字，1915年的《孔氏古文说》及1923年的《经学导言》，虽然论旨与老师有所不同，但问题的延续性则清晰可见，尤其是以地域把古代儒家学术分成几个群组这一点。（注：蒙文通在《经学导言·绪论》说：“我也还是出不得《今古学考》的范围，我的意见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我是脱离这部书在宣告独立也可。说近来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我这篇文字的主张，都是《今古学考》一书下面的三个修正派亦无不可。”（《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3页））
    《孔氏古文说》及《经学导言》两篇文字并不曾改变以“地域”讲学问起源之不同，大致仍以齐、鲁与三晋区分今文、古文之不同，（注：蒙文通在《经学导言》说：“我辨别齐鲁学是从他学问起源的地域分。”（《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23页））但他在《经学导言》中已隐隐然与老师有些不同，他指出南方也有一系，以楚国为主。在这篇文字中，他提到三晋的学问和孔子背道而驰，三晋史家信任古史传记，故以古史传记疑议六经，（注：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40、19、20页。）但是他仍然说：
    孔子的学术，除一个嫡派鲁学之外，又有两个支派，一个便是齐学，一个便是晋学。
    孔子的学说，从邹鲁渐渐的流往别处，就有鲁、齐、晋三大分支。（注：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30、40页。）
    蒙文通并认为晋之古文与齐、鲁之今文，是“王”与“霸”之分，晋文公改制是为了合理化其霸制，以朝聘为例，将朝天子改为朝诸侯，是为了合理化他以诸侯身份窃权之事实。（注：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33页。）从上面几段引文，我们看到一种张力，一方面是把学问的差异地域化，且仍未放弃将它们统之于孔子的旧说，但却认为那不纯然是孔子早、晚年的差异，而是孔子后学长时期演变而形成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故说是“背道而驰”，是“疑议六经”。
    蒙文通首度引起民国学术界瞩目的书是《古史甄微》，从《经学导言》到《古史甄微》之间有十余年之久，在这个时期，蒙文通逐渐转变成将经、史分别对待之态度，认为经是经、史是史，因此他把古代学术地域化的论旨转化成一种新的论述，即史学上的古史多元论述。（注：但这并不表示他已经放弃经学，这可以从他在《古史甄微》之后，接着改写《经学导言》为《经学抉原》看出，他之成为一个纯粹的史学家是后来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十以后才开始，而且摸索十年，才渐知史学如何研究。（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1页））
    将古代学术两系统说转化为古史多元论述，可以说是近代上古区系类型论的滥觞，它与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1927）、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中的三集团说，（注：但这几位学者的见解是独立发展而成的，惟一可能的是徐炳昶可能受到过蒙文通影响，蒙文通到后来才知道徐炳昶的论点。（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65页））都是革命性的论述，共同打破了古来一系相承的旧说。
    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是缘起于廖平的一道关键性的习题。1915年，廖平在读完蒙文通的《孔氏古文说》后问道：
    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