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因为材料的限制，对于1915-1927年之间蒙文通思想学术的轨迹无从深入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期，他逐步发展出经是经、史是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要用不同方式处理的态度。用蒙氏自己的话来说，即是“经史截分为二途，犹泾清渭浊之不可混”。（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页。）用蒙季甫转述堂兄蒙文通批评廖平的话说，则是廖氏“但以尊孔过甚，且不知史学，不能用历史方法以史实核汉师礼制，不知孰为西周旧制，孰为礼家新制”。（注：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68页。）事实上廖平并非不了解历史，从《今古学考》中若干条可以看出，他对古代文献已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层次感。从他给蒙文通的那一道题目也可以看出那是道历史习题，但是因为他自居为经学家、哲学家，要拉拔到更高的层次来调遣史事，所以他没有兴趣进一步探索，这种价值的轻重先后，也是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之分歧点。而蒙氏最大的突破之一便是用历史的思维处理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依我的观察，清代经学研究的成绩，有不少被民国时代的古史家所继承，而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大多与五个环节有关：第一是分别经是经，史是史；第二是丢掉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代以古代史的问题；第三是分出时间的层次，汉是汉，先秦是先秦，而且各个层次的意义是一样的，不因时代先后而有别；第四，要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区分出古代文献内容中“理想”与“事实”的区别；第五，接受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种族、地理两种因素。在蒙文通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过程中，以上五个环节大抵清晰可见。
    首先要讨论蒙文通如何放弃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在1920年代，我们见到一种既继承，又丢掉今、古文之争的新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晚清的今、古文之争松动了对古代经典的许多既成之见，一方面觉得其中隐藏着许多问题，一方面是击碎了古来的间架，开启了将碎片重新拾起、重新架构的可能性。1920年代的两个古史大论述都与它有关，但是一个走向空间的（蒙文通的地域多元说），一个走向时间的（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注：杨向奎在《我们的蒙老师》中说：“顾先生的理论是因时间的演变而不同的历史遂层累造成，蒙先生的理论是因地方的不同而有历史的分野”，“他们都受有今文经的影响”。收入于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56页。）
    上述两种重构古史工作的前提都是打破今、古文的旧问题。晚清今、古文两派争斗太久，太过激烈，不断互相攻击的结果，使两派的缺点完全暴露在世人眼前，在不再笃守经学家法的新一代人看来，觉得两派都有问题，有人主张向上追求古代的真相，有人主张将今、古文“一齐撕碎”。我们应还记得在古史辨运动初起之时，钱玄同如何为年轻的顾颉刚指出一个方向。钱玄同对顾说，古文是假的，今文是口说流传而失其真相的，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是正确的，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也是站得住的，“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自序》，台北：里仁书局，1985年，第7页。）
    当蒙文通在四川国学院读书时，他事实上也处在今、古两阵营对峙的高度张力中。当时四川国学院中同时有今、古两派的廖平及刘师培，虽然刘师培受了廖平影响而有所转变，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仍然争持不已，蒙文通自己在《经学抉原·序》中说他“朝夕所闻，无非矛盾”：
    文通于壬子、癸丑间，学经于国学院，时廖、刘两师及名山吴师并在讲席，或崇今，或尊古，或会而通之。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解。（注：蒙文通：《经学抉原·序》，《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46页。）
    对两家之说“无非矛盾”，钱玄同的反应是“一齐撕破”，蒙文通则走向另一条路，他主张用史学的研究去解决这一个过气的老问题。《经学导言》提供了一个过渡的样本，它一方面继承了廖平的说法（如六经历秦火之后不残缺，如区分齐、鲁与三晋之学），但同时又想挣脱开来，要跳开汉代今、古文之争，直接“还六国面目”，（注：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32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而作《经学导言》，略陈今古义之未可据，当别求之齐、鲁而寻其根，以扬师门之意。（注：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35页。）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方面是今、古文之义未可据，一方面是别求齐、鲁之真貌（即“还六国之面貌”）；一方面是发扬师门之意--因为廖平在《今古学考》中是有一个条目说“解经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注：廖平：《今古学考》，第113页。）一方面是丢掉今、古文之争的大帽子，也就是丢掉汉代经学的问题，改寻先秦历史的真相。蒙文通一再强调今、古俱不可信，如说“今古之自身本即是不一致之学”，“究空说则今古若有坚固不破之界限，寻实义则今古乃学术中之假名”，并认为廖平中年以后已经倾向于“破毁今古学之意也”，“皆所以召学者之应从两汉而上探周秦、由今古而溯之齐鲁，求周秦学术之家法，以易两汉学术之家法，此固廖师之伟志也”；又说他的老师“早已轻视今古之界而思破坏之，以探周秦之室也”，“周秦之学一明，而两汉之壁垒顿破”。（注：以上诸条分见于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14、121、130、134、135页。）看起来廖平确有向上转一层的意向，但只是偶然触及，而且最终目的显然是要了解今、古学之究竟，而未必是了解一层一层历史的差异。蒙文通说，局限于今、古文以谈古史，“此犹局乎孔氏一家之言……未可以上穷古史之变也”。（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页。）这段话表现了一种微妙的转向，即他的主要目标是要谈古史，而不是今、古文，所以主张丢掉今、古文之争的议题，可是他在向上探求周秦之时，隐然还是继承了《今古学考》中所指的二元论点，然而因为他是以史学的角度在处理这一份经学遗产，所以他以分别对待个别历史事实的态度，指出周秦时代每一书皆有每一书的面貌与地位，不能笼统归之今、古文两个阵营。他也用历史演进的态度看古代官制的沿革，“而又确知今古家各据《王制》、《周官》以为宗者为可议”。（注：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12、135页。）也就是以官制的历史沿革来打破廖平以《王制》、《周官》两组制度来判分今、古，把它们视为两组不变动的礼制。
    上溯周秦，“史”的态度一旦确定，他还是常常回过头来讲汉代今、古文的要义，但那是经过历史研究的洗涤披捡之后所产生的新认识，不管是以今、古为汉代皇帝所喜、所恶分，或是以朝、野之学分，或是以贵族阶级与万民平等两种主张分，都是放在他新建立的周、秦、汉历史框架下重新解释，而不再是晚清的今、古文的旧说了。
    蒙文通转向史学的另一个环节是前面所提到过的“经是经，史是史”，处理经学问题与处理史学问题是不一样的。他进一步从“六经皆史”的旧说解放出来，主张“六经非史”（在这一方面，他深受《史通》之《疑古》、《惑经》两篇的影响），也就是说追求古代历史的真相时，不能以六经为范限，在六经之外，还有许多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它们可能早已被视为非正统史料，但是其史料价值却无减损。他在《古史甄微》中自道“自儒者以经为史，而遂古之事，真伪莫察”。（注：蒙文通：《天问本事》，《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346页。）由此看来，他是双重解脱，既解脱今文家法，也解脱古文家之旧范，否则不可能发现“六经而外，异说恐多”，而《古史甄微》中也不可能运用大量经典以外的材料去揭开早已被儒家经典一元古史观所淹没的古史，更不可能由《楚辞·天问》等文献中发现南方一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