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甄微》发表之时，疑古之风方盛，古史辨派对于蒙氏拆解古史一元体系，以三皇五帝为后起之说，颇引为同道，但是《古史甄微》中对古史传说中的女娲、燧人氏、伏羲、神农、共工……等传说非但不加以摒弃，且赋予他们特定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是疑古派人物所反对的。而他处处批评古史辨派，反对轻疑古文献，认为许多所谓“伪书”，其所据以作伪的材料不必尽伪，他又分别地大量使用《晏子春秋》、《孔子家语》等被高度怀疑的文献，即表现出与古史辨派根本不同的态度。（注：蒙文通痛斥疑古派言论者，分见于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29页；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265、108-109页。）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古史多元观的是蒙文通与傅斯年，至于徐炳昶的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之说，则晚至1940年代。（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3-14页。）蒙、傅二人一守旧，一趋新，但得出来的结论却有若干相近之处。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等文章，虽然出现在《古史甄微》之后，但两者并无沿袭的痕迹，若比较两者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渤海附近、九河故地（禹时九河应在今天山东德县以北至河北的天津、河间一带数百里之地）是中国大陆土地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他们都认为山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东夷是古代文明最高、最成熟之种族，他们也都同意中国文化在商、周之前源流既丰富且长久，否则无法解释后来文明之兴盛。（注：参见WangFan-sen,FuSsu-nien:ALifeinChineseHistoryand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Press,2000,pp.98-125.）
    至于华夏一元说的形成，则傅斯年偏向强调历史记忆之塑造，他说哲学家造了一个“全神堂”，把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期的酋长或家神都放进这个全神堂中，成为一系相传的人物。（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883页。）而蒙文通则反过来强调历史记忆遗忘的过程，认为战国以前，三系之传说原甚分明，自吕不韦使宾客各著所闻，集论以为《吕氏春秋》，糅合众说，号为杂家，太史公、淮南子、韩婴、刘向等继之，先秦旧史三系的实况于是归于泯灭。（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3-14页。）记忆与遗忘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合记忆与遗忘，乃构成华夏一元之系谱，法国学者雷南（ErnstRenan）就说过：“遗忘”是国族塑造过程中所必须的。
    六
    最后，我想谈蒙文通的“大势变迁论”。蒙文通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现代中国新学术建置--大学中，从事历史研究及教学工作，他曾说自己在40岁以后才逐渐将经学丢掉，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说他愈来愈成为一位专业史学家。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蒙文通开展了一种我称之为“大势变迁论”的史观。这个史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以明变为宗”，即对任何事物，强调其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分子之间的交互关系。他强调一种类似比利时史家皮栾（HenriPirenne）所提倡的看法：历史现象系海水般一波堆一波，愈堆愈高，成为波浪，波浪打着不同崎岖的海岸，随着地形的不同，溅起各式各样的浪花；用蒙文通的话说是“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注：龚谨述：《蒙文通先生传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91页。）第二，任何事物，都不可以孤立地看，而必定要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来观察，用他的话说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注：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403页。）“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是纵向的大势变化，“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则是横向的观照全局，综合两者，便是蒙文通所常说的“全、变、深”。（注：朱瑞熙：《文通师论宋史》，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79页。）
    此处先谈“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这方面的言论很多，此处仅引几条：
    文化之由层积而兴。（注：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263页。）
    夫学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偶致者耶！（注：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07页。）
    蒙文通的历史解释经常扣紧这个观点，主张讨论某一件史事时，总要往前推很长一段时间，以见波澜是起伏曲直的历史长流所堆栈汇聚的结果。如他对道教的解释，充分掌握发展变化之关系；又如他说李冰建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的原理，必定是长期积累经验而成，而非李冰所能短期提出。（注：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37-38页。）如他讲朱子时，认为一个时代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两种力量，从南宋到元，朱子的地位特别高，并不是因为朱子学问超越古今，而是从中唐以来离心力强，到南宋向心力增强，所以经元代一直到明代，把朱子的地位抬高了。他讲王安石变法也不侧重个人，而侧重历史大势变化之必然性。（注：以上分见朱瑞熙：《文通师论宋史》，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79-180、177页。）
    “大势变迁论”的另一个附带意旨即发展变化说。我个人特别注意到蒙文通讲宋明理学时所持的一种发展变化观点。他在《致张表方书》、《致郦衡叔书》、《答洪廷彦》中区分古代言性之两派，一为“先天（预成）论”，一为“发展变化之论”。他说儒家之学，“自周易以下迄宋明，皆深明于变动之说，惟于发展之义则儒者所忽”。他说宋儒认为人之初生，性原为善，复原反本，即为圣人，基本上是对孔、孟思想的误解。朱学末流之弊是即物穷理，王学末流之弊是满街尧舜，而这看似相反的两派其实都是深入“先天预成论”后所产生的毛病。他到1950年代开始想着手阐发陈确以下一派人物的思想，便是想用发展论来补救宋、明人“先天预成论”式的性善说。陈确主张应该把性想像成是种子，而不是想像成宝珠，既然是种子，则要经过种植栽培，日日发展才能成长，一如人之有赖于修养，“由晦而明，由弱而强，犹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非易其性，特益长而益完”。（注：以上三封信见蒙文通：《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1卷，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55-164页，引文见第155页。）
    至于“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我要引他的两段意味深远的话来说明：
    研究历代的兵制，要从经济上考察。（注：朱瑞熙：《文通师论宋史》，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82页。）
    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注：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