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背景，还有就是“影射史学”。因为历史研究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政治的附庸，这是不可置疑的。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结果，就是解释经典著作和现行政策。史学同仁反思及此，是很反感的。当时就社会上的人来讲，看不起历史学家，说你们是哈巴狗，是鹦鹉学舌，依附于政治家的宏观理论，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当然，那时候的人主要谈儒法斗争之类，还没有扩大到更大范围。不过，这对我们史学来讲已经是灾难性的，要把史学断送。从事社会史研究，从内容上来说是丰富历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实际上，是让它脱离影射史学，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挽救。所以说，后来引起大家的共识，都来做这个，都不愿再做影射史学。
    总体上说，社会史研究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三十年的史学研究做深刻反思，希望史学研究开辟出新的路子，就想到了社会史。当然文化史的研究已在先开展了，可能社会史更容易把握，更易从内容上落实，最易与大众的生活贴近，所以也可以说社会史的出现挽救了史学的危机，这是史学界的共识，是大家的愿望。我所做的事情，除了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第一篇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就是参与组织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以后每届（包括2004年的第十届）都参与筹备。
    问：台湾学者梁其姿教授曾说您“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研究；香港学者叶汉明则说“在冯尔康等学者的大力鼓吹下，社会史研究得以开展”。您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能否就您研究工作展开的过程，并结合您的论著，从社会史理论的探讨、明清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两个方面，谈一谈您的研究心得？
    我和学界同仁共同倡导、促进了社会史的研究和学术团体的成立。社会史学会的成立和挂靠在南开大学，使这里成为全国研究社会史的一个基地，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我自己做，一方面我花了相当的精力去推动社会史的研究。我很注意邀请大陆以外学者来参加研讨会，以便与海外学者对话，扩大我们的学术交流。我想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开展国际对话，吸收大陆以外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同时让外界知道我们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每次社会史年会上，我都提到如何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把社会史研究引向深入和发展。有两次我讲到我们不要成为显学，成为显学之后，就容易离开真理，我们的学科就难以前进。因为成为显学，各种弊病也就会随之而生，所以只希望社会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更新研究方法或用范式来做比较，才能会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我在社会史研究中，一方面做具体的，一方面关注它的理论。自从《百科知识》那篇文章开始，不断在探讨。当然我和大多数学者一样，不会纯粹探讨理论，必须和具体研究结合起来，从研究当中总结理沦。
    关于理论，《百科知识》那篇除外，我先后发表过三篇论文，多牛从道理上讲这个学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从理论思维，也就是说主要从概念上来讲这个学科的规范问题。但到了90年代末，再讲理论时我改变了，从学科所走过的历程来提炼，看这个学科是什么学科，也就是说我不再从观念上来思考它，它应当是什么，而是说我们大家在实际上研究了些什么，走了什么样的路子。我从实践看，它做的是什么，做了些什么，然后，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什么概念、理论。从方法论上，我有这样一个变化，是在1998年苏州年会上开始讲这个观念。我在《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绪论中，讲到什么是社会史，再一次说明我的研究方法，再讲理论，完全要从实际出发。从这种学科的研究实际状况把它提炼成为这个学科的理论，而不是用一个什么外在的理论来约束。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社会史也有一个比以前改进的定义：“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并将其研究放置于整体史研究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可能认知的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的许多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的一种桥梁。”这个定义包含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功能，与历史学及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社会史看成专门史，是立足于专门史，面向整体史。这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只讲方法、角度，只讲一种范式，那我们如何做？在西方，年鉴学派的学术研究，现在一般称作新史学，强调它是一种方法论。他们也是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些具体的研究开始的，并不是从头就提出方法论，当然其中也有方法理论问题。比如我一开始是针对政治史的，我不是排斥政治史，但是我少做，我把精力放在社会史，不把精力放在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这也是一种方法。但这样做，开始可不是完全从方法论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我排除这些内容，做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可能西方经历了这么一个实际研究阶段之后，反思一下，强调方法论的意义，因此现在更多的是从方法论上思考新史学或过去的年鉴运动。这是事后之论，在开始时可能没有这种强烈的意识，强调有一些具体内容的专门史，它的研究范畴不断在变化，具有扩展性、开放性，所以它具有探讨性，有可操作性，在实践中更容易，社会史作为专门史来做，我想这样更好一些。它不限于哪一个范畴，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突破它了。就目前来讲，它还是一种专门史，但并不排除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作为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二者并行不悖。如果不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只是陷入具体的、琐碎的研究，做得也不会很顺利，所以方法论的研究是必要的。
    关于社会史，我在研究的开始，就意识到这是一种交叉学科，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学的事情。我们在1986年第一次开社会史研讨会时，尽量邀请历史学科以外的有关学科的专家，有文学史、哲学史、民俗学、社会学的。但由于刚开始，各个学科壁垒森严，而我们的学问还不系统，一些专家没有请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说明我们从开始就知道社会史是多学科的。后来，认识深化了，知道社会史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的研究。以至我们明确社会史是跨学科的，是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联系的桥梁和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