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结合您的研究，谈谈您对微观与宏观二者关系的认识？
    我对社会史专门史说的提出，有两个学术背景，一个是实证史学，另一个是我们同时受宏观史学的影响，也就是说能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虽然说，我强调微观的，认为社会史是专门史，为了好操作，能够进行具体研究，但从来没有忽视整体性。一开始我做研究的时候，举例说，1986年写的《清代社会史论纲》，也就是《清人社会生活》一书的纲。最后一章讲社会生活在历史当中的地位，它和整个清代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如我写清初剃发运动，剃发本来是服饰问题，生活方式、生活习俗问题，但是剃发引起的政治、民族斗争、社会矛盾的变化，就不是生活领域中的小事。我为什么把它放到那么一个大范围--当时的政治斗争、民族斗争中来看，就是说，我有宏观史学的概念在里边。假如我没有宏观史学的训练，我想到剃发是民族生活方式的不同也就行了。我是主张做微观，但我绝不忽视宏观，只是宏观有宏观的思维方式，有学者提的要更理论化。我在《雍正传》最后一章讲的是时代。它不是以论文发表的，看该书，也许看到最后一章，以为历史事实都说完了，就不重视了。其实最后一章，是我对清朝前期做了一个总结，也是提出我对清朝历史分期建议的看法。那么，别的学者提出的分期，对历史背景做了一个总结，有很多道理，我也接受。但我的分析与多数学者不同。我是把乾隆二十三年解决新疆准噶尔蒙古问题作为清朝前期、中期的分界。别的学者大都以解决三藩问题，统一台湾问题为划分的，认为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年台湾问题一经解决，除了边疆问题，基本实现大一统了。但我更看重清朝的民族问题，它是清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今天我们的研究有时也注意民族问题，可是只注意到满汉关系，而对蒙古族和藏族我们就注意不够。后来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其实早在清朝时就注意到了。清朝当然不会叫五族共和，清帝退位的时候，就特别提出蒙古和西藏问题，不光是满族，优待满族是皇室，对待蒙古、西藏，他也希望妥善解决，也就是为这些民族说话，直到退位时还为他们说话。整个来讲，汉、满、蒙、藏整个民族统一观察是在清代提出，而我们的史学研究却相对忽视。为什么清朝前期对西方国家一概不让步，惟一让步的国家就是俄国。俄国在中国有东正教组织，有人住在北京，还派人到中国来学习。清俄的贸易一直到北京。那英国为什么不行，尼布楚、恰克图条约都对俄国做出让步。清朝为什么让步？因为俄国人和某些蒙古人勾结，反对清朝。要知道在康熙时代，准噶尔人的势力，在新疆之外，一度达到青海、西藏、喀尔喀蒙古，以及甘肃、宁夏的一部分，控制喇嘛教进窥内蒙古，所以康熙帝为阻止、拆散蒙古野心家与俄国殖民势力的勾结而向俄国让步。雍正帝在向准噶尔两路出师中与俄国订约，也不得不有让步举措。康、雍、乾三帝懂得，只有妥善解决准噶尔问题，才能最终巩固西北、西南和北方边疆，为此他们一直支持黄教，因为准噶尔人信喇嘛教，所以就特别给黄教崇高的地位。实际上清朝是把蒙藏问题看得重要，尤其是蒙古问题。清朝是个多民族国家，不解决民族问题如何立足呢？它是靠着满蒙联盟，靠蒙古族帮助的，要稳定蒙古就要靠西藏，它是这样通盘考虑的。只有到乾隆二十三年彻底击跨准噶尔势力，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我觉得清朝前期、中期的划分，就以这一年为分界线。我这是从微观研究出来的，但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宏观的，因为这是分期问题，不是一个局部问题。总之，宏观和微观不能完全对立起来。因此我强调，微观的人要理论升华，宏观的人要向实证史学靠拢，也得有实证史学的本领。如果你没有实证史学的本领，只靠人家实证史学给你提供的那些材料，你在上面进行总结，恐怕难以完成历史学赋予的使命。二者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不光是社会史的问题，而是说整个历史学的问题了。
    问：您一直呼吁并亲自实践、积极推动关于清史史料学、社会史史料学建设和研究，那么，您是怎样思考和研究史料学问题的？
    关于史料学方面的情况，我有《清史史料学》和《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和几篇论文。从宏观上讲，我相信实证史学，“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史料学是历史学的一种辅助学科。具体什么是史料学，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功用又是什么，我做过一番思考。
    在《清史史料学》这本书中，介绍构成史料的要素包括：1、先人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传统意识摸不着的历史遗存；2、看得见的历史遗存：遗物、遗迹、遗址；3、文献，社会调查，田野调查，口述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文献中的史料。我写这本书的任务，一个是确定史料的来源，所谓史源学吧。也就是说，对于一本原始文献，我们不光要知道它的内容，还要知道它是根据什么写的。比如说《清实录》是根据什么写的，还要往前追，要追到源头，这样才能了解到这本书的史学价值。再有一个是确定史实的可靠性。影响史料可靠性的因素太多了。我们做史料学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史料的可靠性怎样，如《清史稿》可靠不可靠，有那么多争议，怎样确定其可靠性？其实有很多方法，如考证的方法，进行中外文献的比较，朝鲜李朝的实录与当时中国清朝的史料对比，涉及到的相关内容来验证《清史稿》和清朝的实录。用李朝的实录来考证清朝的实录，就会发现清朝的实录有许多漏载的或不实的内容，所以在李朝实录被人们发现时，研究者很高兴，因为可用来纠正中国官书的谬误，但是大家却较少注意到李朝实录的问题。李朝本身有一个立场，那就是看不起清朝。它派到清朝的使团搜集情报时，被找的人越说清朝的社会问题多，越说政治局势不稳，朝鲜的使臣就越高兴，所以就有人有意识地来做假情报给他。因此，我们也不要迷信这些朝鲜的史料，也不要在反对官书的时候一味说野史好，要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走到另一个极端就又失去真理了。西方传教士的文书，能够以其中的书信集与中国的史料相勘正，基督教天主教在华的历史能够依靠这些文书得以反映。但是传教士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的，其书信也就有其主观意向。一个时代的思潮有一个时代的特性。史料的利用，要对其进行分析批判，因为作者的观念以及对历史的感情有其自身的选择标准，所以史料学要说明史料的利用信息和使用方法，作者、版本、流传与使用的情况，以及有关它的工具书。我的史料学研究，是希望能够实现学术性和工具性二者兼有的作用。
    传记史料方面，修传记的原则是什么？规范是什么？编写人物志的原则是什么？我都做了思考，并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书中表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还比较强调下层社会人物的传记史料，这是不同于其他著作的。这是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它也是与社会史研究相一致的，是配合的。这本书原计划有500到600幅插图，最后实际印到书中的也就是30多幅。依照我的看法，在严肃的学术论著中插入一些必要的、能准确反映所写内容的插图，可以起到图情并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