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后续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将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轻重倒置，混淆了这场争论的性质。结果，不但夸大了双方的思想分歧，而且也在无形中高估了当时李大钊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
    应当承认，李大钊的确是《新青年》同人中较早关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人，也是较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争论发生前后，他的思想中还包含着许多其他成分，如中国传统的轮回史观的影响、政治观念中的泛道德化倾向、充满唯意志论色彩的主观战斗精神、近代西方宪政观念的影响、英国“工联主义”的影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等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不但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并存，而且还一度影响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诠释。李大钊思想形态的驳杂性当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里，笔者想着重探讨一下“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后续影响。客观地讲，“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胡二人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比较起来，似乎胡适对李大钊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促使李大钊更重视对“问题”的研究。李大钊在《再论》一文中说：“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8]事实证明李大钊不但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了。1919年9月，李大钊便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的文章，其中提出20项需要研究和改良的社会问题。此后，李大钊于1919年11月至1922年12月发表了有关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出卖官吏、被裁的兵士、归国的工人、青年厌世自杀、都市上工读团、国民大会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论的共同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模糊，而突出对一些现实的、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考量。
    第二，与研究“问题”的实践相呼应，李大钊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胡适一贯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政治思路。1919-1922年，李大钊先后参与签署或独自发表了许多政治主张性质的文论。这些文论，有的与胡适有关，有的与胡适无关。《王文彬等启事》（1920年8月）和《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1922年5月）两文就属于后者。《王文彬启事》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共有13人签名，李大钊位列第三。该启事提出具体政治主张7项：（一）解散非法国会。（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三）裁减军队。（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注：详见《王文彬启事》，《李大钊全集》第3卷，528-529页。）《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署名李守常。该文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包括：（一）关于外交者：（1）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2）要求与劳农俄国成立商约并即正式承认其政府。（二）关于内政者：（1）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一律改为国军，实行裁兵；（2）主张开国家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3）反对以人民为牺牲的内讧的战争。（三）关于改善工人境遇者：（1）八小时工作，额外工作加薪；（2）假期停工给薪；（3）男女同工同酬；（4）含有危险性的工作应该格外优待，如矿路电等；（5）取缔童工；（6）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9]
    只要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两篇文论及其具体政治主张，与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注：内容详见《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523-524页。）风格和内容十分相近。李、胡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李大钊在谈“问题”和提“主张”时，比较侧重社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劳工”和“妇女”这两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问题。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李大钊为什么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上签名。
    第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潜在影响。李大钊比较系统、深入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发表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其中发表于1919年8月至1923年3月期间的重要文论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变革的原动力》、《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俄国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俄国革命的过去及现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马克思经济学说》等。
    在李大钊的这些文论中，胡适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这首先表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使用的方法上。胡适在《四论》中曾经指出；研究任何一种主义和学说，都要坚持一种“历史的态度”，即第一“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第二“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第三“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10]。李大钊显然接受了胡适上述观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但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且花费大量篇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其他主义、学说之间的承继关系和相互联系，从而比较科学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史发展谱系中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
    其次，胡适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有两个，“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基本观点是认同“唯物史观”，反对“阶级竞争说”。[11]从李大钊当时发表的那些文论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受胡适上述观点的影响甚深。这不仅表现为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阶级竞争说”，而且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意义时，也很大程度地遵循着胡适所确定的轨范。这可以从上面列举的文章题目中一眼看出，其中《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三篇文章，分别就唯物史观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影响立论，简直就是胡适《四论》相关观点的命题作文。（注：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过：“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