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李大钊对马克思“阶级竞争说”的态度，情况似乎复杂一些。的确，他曾经在自己的文论中多次提到“阶级竞争”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为马克思的观点作了辩护。但只要稍微分析一下他的辩护词，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浓烈的泛爱主义、互助主义、工团主义底色。在《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双十字上的新生活》、《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精神解放》等许多文论中，他一再强调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是就人类历史的“前史”而言的，是“过去的历史”的一种写照；他始终认为“阶级竞争”根本违背人类向善的本性和“人间社会的生活的普遍法则”，因而应该加以限制乃至根除；他从理想的终极价值观念出发，一直试图在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与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间建立某种内在的联系。换言之，他在极力捍卫马克思“阶级竞争说”的同时，又一再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主题。因此，我们似乎很难确凿地断言他当时到底是一个阶级竞争论者还是阶级调和论者。
    他还说过：“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12]。很显然，至少到1923年初为止，他所致力的主要是前者。当时他对“政治斗争”、“社会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解和表述，依然包容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之内。例如，在1922年7月发表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他对“旧式民主”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旧式民主”“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他认为“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13]再比如，在1922年12月发表的《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他明确提到要“取得政权”，但他谈到的那些具体方法和途径，依然没有突破“议会道路”的框架。他说：夺取政权，关键在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团，“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议和监视。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他还说：“我想现在要改革社会的问题，最要者：第一，先争得宪法的平等权，如女子参政、劳工立法等，然后拿争到的政权去解决各种的问题；第二，要作联合运动，如妇女劳工固当联合，此外凡目的相同的都应该联合起来，一点一滴的去作”。[14]由此可见，李大钊所说的“阶级斗争”，就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和核心，建立独立的工人政治团体，通过“同盟罢工”、游行、示威等方式，明确表达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诉求，迫使统治阶级承认工人阶级的参政权，并最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保障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他所说的“取得政权”，仅仅意味着打破资产阶级对权力的独占，而不意味着即由无产阶级独占政权。
    基于以上引征与分析，笔者认为至少到1923年初为止，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他热衷于调和“阶级竞争说”与“互助论”的矛盾，试图将“民主宪政”的形式与“工人政治”的内容相结合，在宪政制度框架内构建新社会的理想蓝图。他所谓“工人阶级联合奋斗”带有鲜明的工联主义色彩，他所谓的“社会革命”、“夺取政权”是议会道路的余绪。
    【参考文献】
    [1][3][6]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A].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M].中华书局，2001.490-491,492,491.
    [2]李大钊。主义[A].李大钊文集：下[M].人民出版社，1984.162.
    [4][5]李大钊。致胡适[Z].李大钊文集：下[M].936,939.
    [7]李大钊。致若愚、慕韩[Z].李大钊文集：下[M].940.
    [8]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A].李大钊文集：下[M].34.
    [9]李大钊。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A].李大钊文集：下[M].561.
    [10][11]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A].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M].516-518,519-520.
    [12]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A].李大钊文集：下[M].611.
    [13]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A].李大钊文集：下[M].571-574.
    [14]李大钊。社会问题与政治[A].李大钊文集：下[M].586-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