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雅典人的生活很简朴，社会中没有奢华的风尚，甚至巨大的财富也没有改变 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在于雅典采取了一定措施以维护古典所有制形式，从 而在根本上限制奢华之风的流行。
    一
    希罗多德曾经记述这样一件事情，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之役打败波斯人，希腊最高指 挥官斯巴达人帕乌撒尼亚目睹波斯将军马尔多纽斯金银制作的日常用具和豪华的起居环 境，对波斯人的奢侈生活发生了兴趣，于是命令厨师按照通常标准准备一顿将军晚宴。 宴席之豪奢让他大为吃惊，但他并不羡慕，相反，让自己的从仆准备了一顿通常的“拉 科尼亚式的晚饭”。他将希腊将领召集到有着天壤之别的两桌晚饭前，对他们说：“希 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为的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的亚人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 你们看到的这样的饭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饭食”。[1]（P8 2）
    这段故事反映出希腊贵族同波斯贵族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 差距？是当时希腊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物质匾乏所致？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说 明希波战争爆发时两个民族的经济实力如何。如果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希腊远逊于波 斯，但是，波斯为这场战争处心积虑准备了三年，从军事实力上判断二者的经济实力不 足为据。退一步，即使希腊的经济实力不如波斯，但是希波战争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 人带来巨大财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奢华。提洛同盟捐款使雅典成为希腊半岛最富裕 的城邦，国家货币储备额最高曾达9700塔兰特，雅典凭借这笔巨资兴建许多大型公共建 筑，伯里克利时代因而成为雅典历史上修建公共建筑最多的时期。然而公民尤其是贵族 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观。当底米斯托克利被逐出雅典后，他让朋友替他运出雅典而终于 被截获的金钱是100塔兰特。[2]（P261）这还不是其全部财产，因为他把一部分财产留给 尚在雅典的家人。他虽然拥有众多财富，但物质生活依然很简朴，所以德摩斯梯尼在一 篇演说辞中提到底米斯托克利的住宅时，说它“不比普通人的房屋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3]可见，雅典的富有者纵然拥有大量财富，但在生活方式上与以前并无不同，他们 已经养成简朴的生活方式，甚至富裕了也不懂享乐。
    其他证据同样说明雅典人并非财力匾乏而生活简朴。公元前4世纪，德摩斯梯尼的父亲 拥有财产13塔兰特46明那[4]，是当时的富有者。当公元前363年父亲去世时德摩斯梯尼 还未成年，他与母亲、妹妹一年的生活费是7明那，[5]占总财产的0.85%，相当于现在 拥有10万元人民币而一年的花销只有850元！看上去不可思议，而雅典富有者的生活就是 这样。柏拉图《宴饮篇》中提到贵族冬天出门用大衣挡风寒，晚上用大衣当被褥。[6]（ P285）简朴是雅典贵族的生活习惯，与财富的多寡没有必然联系。
    雅典富有者如此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普通平民保持着相近的生活水平。一个接 受军事训练的18、9岁的男孩从城邦得到每天4奥波尔的生活费，[7]（P3）一年大约2.5明 那，与富有的德摩斯梯尼的家庭相差无几。
    所以，并不是雅典人无力承受豪奢的筵席，而是由于他们的崇俭抑奢。之所以形成这 种价值取向，或许直接原因便在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众所周知，自梭伦改革以后，雅典 便逐步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无论雅典城邦实行的是僭主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公民都 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因此，不仅当时的城邦官员必须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拥护，即使僭 主也必须有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而为此，即便是雅典的贵族、富有者也不能在物质生活 上与普通平民有太大的差距，否则便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乃至遭到民众的唾弃。不过， 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相应的收入 分配制度。
    二
    希腊贵族与波斯贵族在生活方式上形成的强烈反差，我们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所有 制形式和古典的所有制形式的论断便可以得到解答。
    马克思指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 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 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真正前提”。[8]（P463）这就是说，作为天然共同体家庭、部落 等小共同体之上的最高统一体，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所有者。它不仅拥有对资源的垄断 权，同时还拥有对财富的占有权；而这个最高统一体的代表就是专制君主及其下属的贵 族。古代中国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反映出的就是 这种社会现实。正是这个缘故，在古代东方社会里，个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每 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 ，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8]（P4 73）个人对于耕种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土地属于王有，所以，耕种土地的人必须向 所有者即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交纳税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这样一来，专制君主和贵族便不仅垄断了一切资源， 而且独占了所有社会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说：“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 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 的更高的统一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 体……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8]（P473）诚然，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出现“轻摇薄赋” 的举措，以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但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而 仅仅是为了巩固专制君主的统治。因此，这类举措总是在新王朝刚刚建立时才会被实施 。
    相形之下，在古典所有制形式中，私有财产出现较早。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主 要由拥有小块土地的、具有独立地位的自由农民组成，他们在共同体中以平等的身份结 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作为共同体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存在。共同体财产也不归一个人所有 ，共同体财产分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公有财产（主要是土地）则属于神庙或村社，“以 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8]（P467）公有土地在雅典的历史上始终存在， 梭伦改革时废除的不仅有私债还有公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雅典征服反叛的列斯堡，把 征服土地的十分之一奉献于神庙。公元前4世纪留下的出租债碑中有村社公有土地出租 的债碑，证明公元前4世纪公有土地仍然存在。公有土地归村社公民共有，国家的财政 需要一部分由公有财产支付。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完全归个人所有，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 能向他们征收赋税，这不同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的耕种土地的小农。
    在雅典的古典所有制形式中，尽管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并且贵族拥有较平民 更多的土地和财产，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仍然是作 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自由农民。众所周知，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存在着大量的“六一农 ”，还有失去土地的债务奴隶。因此，在资源和收入的分配上极不平等，贵族几乎独占 了全部社会剩余财富。梭伦改革不仅废除了公私债务，而且使所有雅典公民成为土地的 主人。正是由于大量自由农民的存在，雅典才可能由贵族政治而逐渐走向民主政治。诚 然，商品经济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大量自由农民的存 在，才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是这个共同体的公民，与贵族享有同等 的权利，在这一条件下，城邦主权就属于人民。而且，由于所有公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 土地和财产，剩余产品自然不可能由某个阶级或某个个人所独占。这样，贵族同广大平 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不会拉开太大距离，进而形成崇尚简朴、抑制奢侈的社会风尚，并 最终变成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雅典简朴的生活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古典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保证了 拥有自己土地的、广大的自由民的存在，他们从根本上于不同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的 、其剩余劳动以赋税形式上缴统治阶层的小农，因而社会财富相对合理地分布于社会各 个阶层而不同于财富集中于少数统治者阶级的亚细亚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