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
    “世界屋脊”与海平面的巨大落差，使中国的自然环境变得十分复杂：在气候上，纵 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几乎包括了各种气候类型，从而构成一个 以温带为主、十分有利于农耕文明长足发展的大环境。而且，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 里阿诺斯所说：“土壤与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 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1]（P67）“适应农作物生长的 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 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2]（P323—324）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中东和欧洲，就 连美国、印度等国家也无法比拟。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就说过：“在中国，冷热的 交替并不像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所看到的那样毫无规律、无法预测、变幻不定，而是平稳 、井然有序的……中国人的日历把二十四时节的其中一个定为‘霜降’。几年前，霜降 是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年，直到十月二十二日，都一直无霜，恰好在二十三日的凌晨， 大地辅上了一层白霜……从未看到过有超过他们历书上所确定的日期三天的反常情况。 ”[3]（P216—217）印度的农业则全依赖季风的正常与否，“每当季风推迟，就会给印度 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只要这类现象连续重复二三年，那就是一场饥荒”[4]（P53）。
    在地形上，中华大地则从西往东倾斜，形成从西北的青藏高原、中部的丘陵地带到东 南沿海平原，落差世界第一的三级台阶式、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地貌，更有众多江河湖 泊所构成的水系穿插其间，因此，尽管中国的可耕地仅占全部领土面积的10%左右（领土 面积略小于中国的美国，可耕地高达40%），却具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极其丰富多样 的自然风貌和自然资源。就农业资源而言，农作物品种的丰富多样也是世界第一，简直 可以称得上是农产品的世界博物馆。相形之下，西方的农作物品种就相当单一，正如布 罗代尔所说：“小麦、面粉、面包三位一体，贯穿整个欧洲历史，对当时的人来说，活 着，‘那就是啃面包’……面包价格‘上涨’会牵动一切，掀起轩然大波。伦敦、巴黎 或那不勒斯，莫不如此。”[4]（P165）而在中国，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十分丰富，任何 一种主食农产品歉收，都只能造成局部的影响，从不会因此引起轩然大波。
    在人口上，中国从远古到秦，才发展到2000～3000万之间，至汉以降的近1400年间， 虽然在唐代安史之乱前的755年，达到过8000～9000万的高峰，北宋后期（11世纪）也曾 达到1亿，但皆是昙花一现，总的来说，一直在5000～6000万左右徘徊，直至明代后期（ 17世纪初）才突破2亿大关。就是说，尽管中国始终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之于地大物 博，直到近代之前，人口却并不“众多”，并且始终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的那种必须向 外扩张的人口压力。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天灾人祸不断（注：单是一条黄河，从公元 前602年到1938年，两千年中便决口1590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仅1938年的改道，受 灾人口就达1250万，死亡89万。参见胡兆亮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4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正如歌词所唱：“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 方”，广阔的发展空间给予灾民以足够的回旋余地，无论是人口压力还是资源枯竭的问 题，都可以通过杀婴、移民、流民、就食、游民、戍边、罪犯流放……直至周期性的造 反起义和改朝换代，以及开荒、围湖、修梯田、发展间种、引进高产作物等多种方式加 以缓解和消化。所以，正如葛剑雄所说：“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 的原因，也不是开拓疆土的动力”，即或中国的人口“增加到上世纪的4亿多，但都是 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而中国的人口 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5]
    就人文环境而言，中国——这个面积比西方（主要是西亚、西欧和南欧）的总和大得多 的广大地域，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与西方那种四通八达的环境形成鲜 明的对照。正是这一“举世无双”的人文地理条件，不仅使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得以独立 自主地创生，并且在基本上没有受到异质文化摧残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生发出一套独 特的生存发展模式——即与西方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6]截然 不同的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
    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生存发展模式
    中华民族早在一万多年前，便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注：近年考古发掘，在位于长江中 游地区的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万年左右的“玉蟾岩栽培稻”，以及最 古老的陶器残片，这表明中国早在1.2万年前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陶业。参 见乌东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新拓展》，《新华文摘》2003年第7期。），至标志文 明社会的青铜时代前夕，已有了8000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在相对封闭而又丰富多样的环 境中，创生出多种多样的农耕文化圈。荦荦大端，则为已故的苏秉琦先生所总结出的中 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即面向海洋的三大块：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太湖为中心的 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以燕山南 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关中、豫西、晋南邻境为中心的中原，以洞庭湖、四川盆 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这意味着中国的农耕文化不仅具有六大类不同的模式，而且兼有大 陆和海洋两种文化内涵，正如苏秉琦所说：“中国在人文地理上这种‘两半合一’和‘ 一分为二’的优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7]（P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