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本《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于历举扁鹊医案以后，有这样一段议论：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1]
    由于迄今为止的《史记》文本研究，没有出现过这篇传记出自司马迁之手的怀疑；由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焚书令，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2]的声明；又由于这篇传记在录毕扁鹊三则传奇医案之后，并在叙述扁鹊“以其伎见殃”（注：《扁鹊倉公列传》“太史公曰”。同卷扁鹊传：扁鹊入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的结局之前，插入这段概括性很强的“病有六不治”的名论，而且没有标明它出自扁鹊，因而引人生出如下两点疑问，是合乎逻辑的。
    哪两点呢？第一，它是谁的见解？第二，它的涵义是什么？
    （二）
    关于第一疑。
    司马迁写扁鹊即先秦名医秦越人的传记，必有文献依据，已由稍后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也有类似记载，可作佐证。
    然而这篇传记，除了首尾简述扁鹊生平以外，作为叙史主体的扁鹊三则医案，其历史真实性，早已引起人们怀疑。比如《史记》三家注，都曾指出每则医案的发生年代无不可疑：赵简子在晋国“专国事”，发生在晋昭公死后很久；还在三家分晋以前百余年，虢国就已被晋献公攻灭，国既不存，哪有“太子”？齐国或田齐，都没有“桓侯”，怎会有扁鹊屡见齐桓侯言其已病的故事？（注：参见前揭扁鹊传三家注。关于赵简子事，张守节《正义》谓据此传及《赵世家》，当在晋定公十一年（501B.C.）。虢公子事，裴骃《集解》引傅玄说：“虢是秦献公时先是百二十余年灭矣，是时焉得有虢？”张守节《正义》：“然案虢后改称郭，春秋有郭公，盖郭之太子也。”齐桓公事，《集解》：“傅玄曰：‘是时齐无桓侯。’骃谓是齐侯田何之子桓公午也。”司马贞《索引》同裴骃说。按，《田敬仲完世家》“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索隐》引《春秋后传》有“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齐，是为桓侯”云，则司马贞说亦有据。又据该《世家》，田齐桓公立十八年卒，当秦孝公十年（352B.C.），则扁鹊逃齐，入秦，必在此年后，上距赵简子事已逾一百五十年。倘司马迁所记扁鹊医案，非传奇，则扁鹊在秦被刺，将二百岁矣。）
    类似疑问，在历代《史记》的研究作品中间，提出更多。假如注意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所谓“《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说法（注：语见《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按《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知司马迁读过《谷梁传》，并闻见汉武帝召开御前会议，命江公与董仲舒辩论《谷梁传》、《公羊传》何者义长，由于任裁判的丞相公孙弘，偏袒董仲舒，而使汉武帝否决《谷梁传》可立于学官。《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强调孔子作《春秋》，“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即取《谷梁传》文。），已在学界传播，那末司马迁著《史记》，对于三四百年前就名闻天下的名医扁鹊的种种传说，采取传疑的态度，也许可以理解。况且时间记录的舛误，未必等于其事乌有。
    令人惊异的，倒是前引扁鹊传的那段名论，就我寡闻所及，无论中医学史还是中国科技史的论著，似乎都将它的版权，归诸扁鹊。例如有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述及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便特别称道扁鹊在医疗实践中提出了“病有六不治”的原则，说是其中否定“信巫不信医”的一点，“反映了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唯物主义态度”云云。那依据，当然是《史记》。
    可是略考原文，便可知司马迁所述的扁鹊医案，头一则就凸显扁鹊本为巫医。他诊断赵简子昏睡不醒，并非身病，而是神游天国，证明的理由，便是“昔秦穆公尝如此”（注：《史记》卷43《赵世家》，亦记同一故事，与此传全同。）。这不是以巫术济医术之穷么？
    扁鹊的第二则传奇医案，是让虢太子起死回生。离奇的是他路过虢国宫门，没有见到尸体，便断定太子病名为“尸蹶”，而且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便可保证治愈。如果没有巫医的未卜先知式的自我迷信，他敢如此神化自己么？
    至于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说他从初见到四见，每见必说齐桓侯之病，由表及里，正在层层加深，最终发现齐桓侯之病无可救药而逃走，过程似不神秘。可是单看颜色，就断定其人病人骨髓，难道不是未脱巫医积习的一种表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