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提及本传在七十列传中间的序次问题。序次表征司马迁所设计的“列传”的整体架构。通过不同时空或同一时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人物活动，展现自己的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怎样被创造、被改变和被转化的，也就是“通古今之变”，无疑是司马迁对于历史编纂学的一项巨大贡献。然而历史人物现身于特定时空的共同舞台，总以个人面目登场，总扮演着某一种特殊角色，怎能展现形形色色的个人活动，在“古今之变”中间，都不可或缺，都对自己生存的共同环境，起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作用呢？七十列传的序次，以及必受荀况“合群明分”思路启迪的专传、合传、类传以及外国传的类型区分，便透露了司马迁关于“列传”体整体架构设计难题的解决方案（注：今本《史记》的八书首篇《礼书》，内有大段议论，与《荀子·礼论》相同。因《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阙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阙文内包括《礼书》。故后来研究者，多以为今本《礼书》，即后人移荀况《礼论》所补。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于考迁书之“十篇有录无书”一则，以为除《武帝本纪》全亡，《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三篇乃未完成稿，此外不见所亡何文。据此，则《礼书》与《礼论》的关系，尚待研究。但司马迁对荀况的隆礼论，如谓礼制起于养欲给求，礼义的内涵是合群明分，礼法关系是从未然和已然相反相成的角度保障社会秩序等等，是赞同的，由天官、平准诸书，货殖、游侠、酷吏诸传，均可证明。因而，我以为七十列传的结构设计，一个重要的指导理念，便是取自荀况的合群明分思想。）。
    由此来看《扁鹊仓公列传》的序次，被定位于田叔、刘濞二传中间，就不是随意的。田叔是汉初的三朝元老，曾被汉文帝称作“长者”，而他主要名声，来自调停汉景帝与同母弟梁王的紧张关系，以及出任鲁相，诱导鲁王改恶守法，是孔子所称“居其国必闻其政”的良吏楷模。[4]同样，司马迁写刘濞传，也凸现这位早与景帝结怨而首倡起兵反对削藩的吴王，统治吴国数十年，“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实现了刘邦封他以求东南稳定的期望。但也因此使汉景帝感到他对君主集权的威胁。改变汉文帝的安抚政策，而且这位皇帝用人多疑，既从晁错建议下诏削藩，又与袁盎密谋杀晁错以图遏制吴楚诸侯联合造反。[5]司马迁显然认为治国如同治病，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弃良医而信庸医，致使轻恙变重症，自招乱亡。他写田叔“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的故事，再写景帝用人多疑而终于激起诸侯造反乃至君位几失的故事，在二传之间忽然插入古近两位名医因医术高明反遭不幸的故事，那序次编定，岂非无意？
    正因如此，我以为司马迁依据宫廷档案，详录汉文帝与淳于意关于医术的九问九答，由医案到医道，完全不夹评论，但一再实录淳于意向皇帝陈述，医为“国工”，除了“大识其病所在”，还应“好数”，可比“圣儒”（注：淳于意对策中述其师公孙光称赞他“必为国工”，又向后师阳庆推荐他：“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均见《扁鹊倉公列传》“太史公曰”。同卷扁鹊传：扁鹊入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难道只是“录其医案”（注：清代章学诚曾为司马迁的著史体例辩护，以为后人批评《史记》义例不及《汉书》严谨，是因为不懂撰述与记注的区别，而迁书通变化，“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名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见《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书教》下。其说有见，但对司马迁列扁鹊、仓公传的序次命意，仍乏理解。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关于《文史通义》及《书教》下篇的解题。该书由上海古籍2002年新版，页221～224。）？
    汉文帝是“今上”即汉武帝的祖父。中国史论者每好艳称“文景之治”，理由是这对父子，作为西汉帝国第三、四代皇帝，做到了黄老学说提倡的“与民休息”。其实呢？汉文帝因为相士预言他的男宠邓通必将饿死，而赏给邓通一座铜山，致使“邓氏钱布天下”[6]，便揭穿了帝国这位三世皇帝提倡节俭的虚伪。其子汉景帝，虽迫于母后严命，不得不读《老子》，却欣赏儒者关于君臣等级现状不可改变的议论[7-p75～77]，又为集权个人而激化藩国与朝廷的矛盾。其子汉武帝“独尊儒术”，如他的一位鲠直大臣批评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注：这是汉武帝亲政后招文学儒者，诏书内有欲施仁义云云，引发主爵都尉汲黯的批评语。汲黯家族自战国末到西汉初，世代为卿大夫，到他已传七世，本人习黄老学说，“治官理民，好清静”，又有侠气，鄙视汉武帝母舅田蚡等政治暴发户的行为，以敢于面析廷争，博得年青皇帝的敬重。语见《汲郑列传》，《史记》卷120。），或如司马迁揭露他的御用经学家董仲舒、公孙弘等所讽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注：参看《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卷122。平津侯，即公孙弘。）。司马迁给“今上”及其亡父，都写过编年史。但现存的《史记》，《景帝本纪》全抄《汉书》，《今上本纪》也与《封禅书》雷同。从东汉起，人们便指出，造成这古怪现象的，是汉武帝。因为“今上”得知太史令司马迁写了一部史书，便索阅其书，他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司马迁怎样写他和他的父亲。没想到这位年薪仅六百石小米的占星官，居然秉笔直书，毫不顾及圣天子及其父君的颜面，于是“大怒，削而投之”[3]。两篇现代编年史从此消失，也种下作者断子绝孙的祸根（注：据《汉书》，司马迁仅有一女，嫁与汉昭帝时任大司农的杨敞。自从孟轲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至西汉诸帝均标榜以“孝”治天下。曾通令天下诵《孝经》的汉武帝，明知司马迁无子，却以受宫刑当作免其死罪的条件，随即任其为中书令，彰显其“不孝”。倘由此重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内的死生之辨，或近乎史实。）。
    由此可见绝对权力多么可怕。但绝对权力也决非不受挑战。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宁受宫刑，宁受充当宦官带来的更大屈辱，却于出狱后续写的《扁鹊仓公列传》，继续申述他早已认准的真理，就是医国也如医人，都必须依靠良医。
    淳于意答汉文帝九问，都在侥幸免罪后的“家居”时期。司马迁没有交代他应诏对策以后的历史，不言而喻，说明汉文帝不认同这位“圣儒”的治术。比较起来，虽悠远难考，却提供了据以立论的想象空间，于是司马迁可以借其传奇医案而抒发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