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已提供了内证。只消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稍作对照，便可了然。
    《平准书》是西汉帝国创业百年的经济史，陈述重心为汉武帝一朝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过程。它的叙事终于元封元年（110B.C.），只写了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的前三十年，却展现了一个富饶的帝国，怎样被好大喜功的皇帝和他信用的权臣推行的经济资源国有化措施，闹得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帝国也由盛趋衰的真实历史。司马迁没有来得及目睹汉武帝晚年的信任的财政大臣桑弘羊的种种经济垄断措施的破产，但《平准书》的结语，借卜式批评皇帝因旱命巫官求雨的言论，以为灾由人兴，“亨弘羊，灭乃雨”（注：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平准书》初创者是谁？史学史一般认为，司马迁在《太初历》颁行后（104B.C.），著手写《史记》，内有若干篇或据其父司马谈遗稿增改。《平准书》叙史下限终于元封元年（110B.C.），正是司马谈病逝并嘱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的同一年。三年后司马迁丧终任太史令，即主持改历，至太初元年始著书，而于此前六年盐铁官卖等措施激起民变日甚的情形，不著一词，是否表明他对《平准书》，仅在其父遗稿上修补，未及续写呢？当存疑。），便知此篇作意。
    实际历史过程已被《平准书》描绘得如此清楚，因而后来史家都只可把它当作论史的依据，而在“评价”上做文章。例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总评汉武帝：“孝武帝穷奢极欲，烦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注：《资治通鉴》卷22汉纪14武帝后元二年（87B.C.）“臣光曰”。）由《通鉴》描述前半生的汉武帝编年史，全部取材《史记》，可知司马光与司马迁的区别，仅在结论说明与否而已。上世纪后半纷纷以赞颂秦始皇事业为己任的通史国史之类，同样取材《平准书》，却掉头称道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推行盐铁专卖、铸钱垄断和以重税迫使商人退出流通领域等等利权尽归君主的措施，造就了“西汉的盛世”（注：至上世纪末大陆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仍多持此见，均疏于将《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对照，可知不尽出于以论代史。）。近年渗入域内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宣称历史不过是历史学者选择某种文本编织的故事，只能称作一门艺术，固然从历史到逻辑都悖论百出，但用来衡量向来自命“科学”的官方半官方中国史教科书，却可谓歪打正着。
    如果说《平准书》表明司马迁批评汉武帝既自致“国病”，又“病急乱投医”，使投机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工商业暴发户，“大煮盐”东郭咸阳、“大冶”孔仅、“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又都成为政治暴发户（注：三人受重用，均在武帝元狩四年（119B.C.）。参看《平准书》，及《通鉴》同年全据此书而更集中的记载。），那末《货殖列传》针对当时经济国策的批判意义，也就可以理解。
    有史以来，追求耳目口身的安乐，追求心理成就感的安慰，“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既然道德说教无法愚民，回到老子幻想的“圣治之极”，那该怎么办？有五种对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可下者与之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注释可看前揭《中国历史文选》上册，页136-140。）《货殖列传》的这段总论，是否如班彪、班固父子斥责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语。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于班氏父子的这段批评，有详细考证。）？另当别论。但司马迁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汉初七十余年”国家无事”给皇帝一份丰厚的遗产，“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注：见《平准书》。这是作者叙武帝前三十年史的引论。段末强调这三十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尤点明篇意。）那末由“利道之”以下的治国术的任何改变，都只能看作是“物盛而衰”的变迁，何况汉武帝信用的桑弘羊提出的国策，引导君主滥用权力与民争利，正是亡秦自致灭亡的最下策：“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业，犹自以为不足也。”（平准书“太史公曰”）
    （五）
    于一世纪末基本完成的《汉书》，也有它续补《史记》作者的专传。传中首次公布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他藉私人通信方式留下的内心独白，写于征和二年（91B.C.）夏秋之间（注：征和二年（91B.C.）七月，太子刘据，被武帝宠臣江充诬为“巫蛊”，起兵杀江充，与臣相刘屈矇所发兵，在长安城内大战。时长安卫戍部队的统领、护北军使者任安，受太子符节而闭军门不发兵，致太子兵败逃亡。事后武帝以为任安欲坐观成败，与被指纵放太子出逃的丞相司直田仁，均下狱腰斩。政变时，司马迁随武帝在甘泉，回到长安，田仁、任安已下狱。二人均为其友，他念及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曾致函勉励他既为中书令，当尽心辅佐太子，而此函尚未复，故作了《报任安书》。按西汉执行死刑均在冬月。可推断此书必作于征和二年秋冬之间。又按，司马迁卒于何年，在史学界向有争论。前揭《田叔列传》，末叙田仁坐纵太子，下吏诛死，族灭，其实已暗写任安之死。但他的《报任安书》，在东汉初班固《汉书》中首次公布，当得自班家拥有的宫廷藏书副本。据此推知，司马迁此书，或于送狱时被截留，没入宫廷，因而东汉卫宏说司马迁受宫刑后，“有怨言，下狱死”，可能就指《报任安书）被发觉事。因此，司马迁必卒于征和三年（90B.C）春以后。因为这年穷治巫蛊案，至年终才因田千秋上书替太子讼冤而缓和，而司马迁如果由于致书任安而受株连，当在这年间。）。那以后司马迁便失去了历史踪迹。
    过了不到五年（87B.C.）汉武帝在杀死指定接班人的生母之后，命人画了“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也魂不守舍了。他死前曾忏悔自己“愚惑”，受方士欺哄，有病不愿“节食服药”；也曾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不明”，因穷兵黩武而横征暴敛，“扰劳天下”（注：参看《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89B.C）的引语。）；都恰好反证司马迁所指“病有六不治”，是对汉武帝君臣酿成“国病”的病因分析。
    也许别有所感，司马光对于汉武帝死前两年“深陈既往之悔”的过程，铺叙尤详，称许此人“能尊先王之道”，“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注：同15页注②引司马光说。）暴君的忏悔真诚与否是另一回事，而他们的虐政却决不会随着权首的死亡而化作“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