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吗？当初设计由皇家造劣币、禁民间煮盐铸铁，命商人申报财产以征重税等药方，以治疗皇帝总患用度不足的金钱饥渴症的，是赫赫有名的酷吏张汤。用恐怖手段达到搜刮目的，是张汤的本行。除了死刑、肉刑，他还发明了“告缗”、“见知”、“腹诽”等恶法。到他本人也被皇帝发觉“怀诈面欺”而自杀，短短四年里，全国因犯禁而处死的平民已达数十万人，中等以上人家大都破产，连财政大臣也因“反唇”论死（注：前引《平准书》“大农颜异诛”。大农即大农令，位列九卿，主持官府财政。颜异出身济南亭长，由小吏至大臣，因反对强迫王侯宗室购买定价四十万钱的皮币，当作朝贺例献的苍璧的衬垫，后者价仅几千钱，认为“本末不相称”，惹恼汉武帝，借别事将他交付御史大夫张汤审判。张汤原与颜异不和，审出颜异在门客私议盐铁等令难行时，“异不应，微反唇”，即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于是张汤奏报武官：“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司马迁说：“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据司马光考定，事在元狩六年（117B.C.），见《通鉴》同年本文及《考异》。）。司马迁目睹了这段过程，更看到苛政恶法没因张汤之死而中辍，相反由新任大农令丞孔仅、桑弘羊弄得越发精细（注：《平准书》记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经营盐铁事，三人都出身富商，“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元鼎二年（115B.C.），张汤死，其政敌也被武帝处死。孔仅任大农令，桑弘羊任新设的大农中丞，进一步推行工商都由国家垄断政策。《通鉴》据迁史，集中于这几年陈述汉廷以权力干预国计民生的过程，颇翔实。），这怎不使他叹息“医之所病，病道少”呢？
    传统史家好强调“人亡政息”，其实不然。汉武帝死了，盐铁专卖等仍是国策。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蓄积已久的一场争论，终于发生。争论的主题就叫“盐铁论”。争论的详细记录被汉宣帝时一名任地方官的经学家桓宽编成《盐铁论》（注：据《汉书》卷六十六车千秋传附桓宽事，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以治《春秋公羊》，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即太守助理，秩六百石。所著《盐铁论》，唐代杜佑《通典》曾节引，宋代曾有刻本，至明弘治间始有耑桢校刻本流传。今通行本为清嘉庆间张教仁重校重刻本，后附考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即以张本为底本，增订本于198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以下所引《盐铁论》均据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的《诸子集成》本。）。桓宽根据宫廷档案编订的《盐铁论》，虽有左袒贤良文学一方的嫌疑，却没有刻意丑化桑弘羊，相反也详细录存了桑弘羊及其属官的答辩言论，包括出面主持争论的丞相车千秋竭力回避是非判断的圆滑发言，都与《汉书》等有关记载相符，因而可作本文讨论问题的佐证。
    桓宽分析这场大争论的议题，凡五十八道，连同开头“本议”和结尾“杂论”，全书共六十篇。通观全书，有以下几点引人注目：
    第一，争论的双方非但都熟悉儒道经传的典故，而且都很了解本朝历史，似乎都读过司马迁关于汉朝的帝纪、列传或封禅、平准、河渠诸书。《轻重》、《相刺》、《大夫》等篇，都记有文学引用扁鹊医术来比喻治术，那些说法显得与司马迁所记扁鹊传奇如出一辙。《毁学》篇记桑弘羊引“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云云，直接出自《货殖列传》。连御史、丞相史等，在驳文学说时，也显示出对扁鹊传奇十分熟悉。
    第二，争论议题中有《国病》一篇，其中贤良关于汉武帝时代三大臣群趋逐利的大段慷慨陈词，所引故实无不见于《平准书》。《散不足》篇记贤良回应车千秋“愿闻散不足”的要求，将滔滔数千言的议论，归结为两句话：“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可说读《平准书》后，道出了司马迁著《扁鹊仓公列传》的意蕴。
    第三，争论表明，就在汉昭帝初，由于扁鹊传奇的流行，以致士绅都认他为“上医医国”的表征，似都不知那箴言的发明者是医和。因而争论双方都以良医比良吏，都以扁鹊比贤圣，都指对方背离扁鹊的医术。例如《轻重》记文学与御史的交锋；文学指责桑弘羊等是“拙医”，“非扁鹊之用针石”；御史就反驳道，桑大夫管理财政以来，“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皇帝）富实。”“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盐铁箴石》则记车千秋劝告贤良文学注意态度，不可“争而不让”，免得即使出任亲民官，“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
    第四，争论终于扯出司马迁。据《盐铁取下》篇末，在贤良再度长篇驳斥桑弘羊之后，公卿已罢议止词，上奏说：“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但其下还有十八篇更广泛的议题，表明贤良文学或其幕后人物不肯善罢干休。《申韩》篇记文学再度攻击“今之所谓良吏”，决非“良医”，显然使桑弘羊们激怒了，紧接着御史辩护说，《春秋》不把刑人当人，而如今民犯公法，邻居父兄互相包庇，该责备谁？文学也激动了，声称如今“良民”要耻刑人已不可能：“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生，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旦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已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夫何耻心之有！”这未必确指司马迁（注：郭沫若有此说，似见于他校订的《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客居难索此书，或记忆不准确，容后再查。），但谁听了都会首先想到司马迁。理由并不难解。不仅如前所说，争论双方所引典故，无不见于《史记》数篇，桑弘羊还直引司马迁语，而且司马迁的女婿杨敞，在司马迁任中书令后入仕，这时已官至大司农即财政大臣，虽然“素谨，畏事”（注：杨敞，《汉书》有传。他是华阴人，娶司马迁女。武帝死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杨敞人其幕府，为军司马，得霍光力，迁大司农。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贤良文学都要求罢免盐铁酒榷，均输官。这都是大司农主管的政务，但在争论中未见杨敞登场，令人费解。），没有参与争论，还被桑弘羊下属御史暗示他不管盐铁事[9]，却不能逃脱文学的责难并辱及其外舅，都很合逻辑（汉代重婚姻关系，故宫廷政争总与新老外戚争权相关，朝廷亦然）。
    接受司马迁的医国论，却又否定司马迁的人格，这在司马迁的身后只是第一例。《汉书》以后对他的否定，由人格、政见而至史论，但直到北宋的司马光，仍然承认扬雄说《史记》是“实录”。不过他的医国论，反而越来越湮没不彰。这并非意味着“上医医国”的观念已经退出历史，相反是因为它已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比如大约在东汉中晚期出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便将“治身”与“治国”并提[10-P65～66]。东汉末的今文经学家何休，宣称《春秋》三传，唯独《公羊传》得到孔子不宣之秘必须“墨守”，而《左氏春秋》则病人“膏盲”，《谷梁春秋》已患上“废疾”。同时遍注群经的郑玄，用同样手法回敬，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三书驳之[11]。双方都把经说正误比作诊治疾病。那以后这类例证在政论史论和宗教论著中俯拾皆是，包括习见于戏曲诗词或民俗谚语。
    迄今史学研究似未从上述角度探讨过这样的观念对于传统史学的影响和变异，因而对司马迁的医国论，略作考证，或于历史观念史稍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