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兼并战争，家国同构。
    累世聚居必然导致族群的膨胀，却已经失去了采集狩猎时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的自由，只能在“根”的束缚下，囚在一个固定的地域向社会化方向发展——即由 族群发展为氏族、胞族、部族、部族联盟、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宜农地 区的稳定与富足，又必然吸引不同血缘族群、氏族向同一地域集中。不同血缘的族群或 氏族间的矛盾纷争，势必要求某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来加以管理和仲裁。加之治水 非一家一户、一族一乡所能胜任，必须进行更广泛的、超血缘的联合，为此也需要产生 一个凌驾于各个族群之上的权威机构，从而也就必然推动和加速农耕社会的社会化进程 。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文明古国——夏，便是治水、管水的产物。
    国家的出现，是公认的文明社会主要特征之一。而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财富的积 累与财富的集中”[9]（P473）。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国家不过是积累和维护财富的工 具而已。但西方的“文明是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累起 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9]（P496）。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西方文明 是通过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刺激生产力和积累财富的产物。[6 ]而中国“财富的集中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借技术和商业程序（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9]（P481）。具体地说，就是充分利用宗族自然分支所形成 的“社会与经济的分层”，和大宗对于权力象征的“巫教的法器的独占”，从而达到积 累和占有以青铜器为主要象征的财富的目的。[10]当然，尽管积累和占有财富的方式不 同，最基本的手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战争。
    国家是暴力或战争的产物，东西方皆然。然而，农耕社会的战争，既不同于大抵始于 公元前三千纪以降，骑马民族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掠夺战争；也不同于西 方人始于公元前16世纪，以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国为滥觞，一直持续至今的海上掠夺和海 外殖民战争，而是一种农耕社会内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的兼并战争。在时 间上，农耕社会的兼并战争要早得多，而骑马民族和西方海上骑马民族所发动的掠夺战 争，则不但发生在农耕社会的国家形成之后；并且正在以农耕国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为主要对象。就战争目的而言，兼并战争的主旨在于兼并和统一农耕生产的领 导权或组织而非掠夺或殖民。因为在农耕社会的国家形成之前，分散的、基本上是自给 自足的农耕社会并无多少财富可掠夺，若将被征服的氏族或部族的人口作为奴隶进行掠 夺，则被征服者的土地便会荒芜，不仅造成治水的缺环，而且削弱整个农耕社会的生产 力。加之兼并战争的双方皆属植食文化（注：即以植物食物为主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 ，亦即筷子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游牧民族和西方诸民族以动物食物为主的肉食文化， 亦即刀叉文化。），天性中便缺少嗜血成性的残暴因素，更不会像骑马民族那样对被征 服者实行“三光政策”。因而，兼并战争的结果便通常是：只要被征服者俯首称臣，交 出军事与生产的支配权，并且按时纳贡（包括一定数量的奴隶），就让他们留在原地维持 原状。征服者当然要派人去加以监督和管理，便有了最初的官僚制度。
    兼并战争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在发展形式上，往往是以某个最强大的氏族或部族为核 心，如滚雪球般一层一层地越滚越大。最早的被征服者大抵是同祖的远亲，战争的结果 便成为认祖归宗——将被征服者的图腾并入征服者图腾，结合成以征服者为核心的、具 有共同祖先的胞族或部族，然后再去兼并不同血缘的氏族或部族，最终形成部族联盟的 国家。就其性质而言，也就是家国同构——即建立在血缘氏族基础上的拟血缘国家。“ 黄帝”便是在拟血缘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拟血缘共同始祖的。
    由于兼并战争基本上是农耕社会内部的战争，每个人都是以氏族或部族一员的身份参 战，本来就不多的战利品皆归全体成员共有，个人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因而，调动征 服者内部成员战争积极性的主要措施，便是实行有限度的奴隶制——将部分俘虏化为奴 隶，作为征服者全体成员的共有财产；或鹊巢鸠占地将被征服者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 而将被征服者迁徙到■瘠或偏远的地区。与此同时，由于被征服者所失去的，主要是对 于自己原有土地和人口的支配权而非所有权——无论如何，他们都仍然保持着氏族或部 族的完整和足以养活全体族人的土地——所以，对于征服者而言，调动被征服者战争积 极性的最佳措施，便是通过联姻结成更大的联盟，去继续兼并其他的氏族或部族，以不 断扩大盟主的支配权（而非所有权）。而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这不仅可以从心理上将自己 化为征服者的一部分，在新的兼并战争中还多少能获得些好处；而且，被征服者越多， 自己所承受的义务便相对越少，又何乐而不为？这就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 —以核心民族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大一统观念。
    与欧洲水系相比较，中国内陆水系具有明显的统一性。欧洲大陆从东北到西南斜贯着 一条由乌瓦累丘陵、瓦尔代丘陵、喀尔马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安达卢西亚山脉构成 的分水岭，使欧洲大陆形成两个斜面：北冰洋——大西洋斜面和地中海—黑海—里海斜 面。故而欧洲水系分别流向四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系的不同流向，从客 观上促进了政治的分裂。而中国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珠江等主要水系皆自西向东入 海，下游平原又有利于开掘运河，形成水系网络。正如唐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所云：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水系的统一性，在客观 上也有利于文化和政治的大一统。
    如果说，丰富的生态条件与自然资源使中国不存在向外扩张的政治需求；那么，自给 自足小农经济便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向外扩张的物质条件，因而，中国的兼并战争发展到 一定程度或一定边界（通常不超出农耕文化区），便会自动停止，转为防守，极少再向外 扩张。从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将兼并政治权力置于掠夺财富之上的战争观。意大利传教 士利玛窦就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事侵略大为惊异，并在日记中写道：“在一个几乎可 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 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 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 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拥有 的东西。”[1]（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