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冬天开始，“四清”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各级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这一段运动的特点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搞运动，工作队起参谋作用，主要打击对象是地富反坏分子。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存在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各地不断出现自杀事件。各地党委向中央的报告普遍夸大敌情，因此，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加严重。
    1964年5、6月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更加“左”的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此后，整个运动明显向“左”转向。1964年8月，在刘少奇的主张下，各县和省委工作队到地委，集中工作队员搞一个县。一个县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实行“大兵团作战”，目的是打歼灭战。
    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地脱离实际，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此思想指导下，运动严重扩大了打击面。1964年11月，中央指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6]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公布前后，党中央转发了几个比较“左”的实例。比较有名的有白银厂事件、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陈伯达的“小站经验”等。这些“左”倾思想支配下的典型作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对各地的夺权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中央指出，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各级党委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7]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扩大化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泛滥起来。工作队发动群众整干部，在很多地方夺基层干部的权，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现象，并过度要求经济退赔。这样错误打击和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造成许多错案和冤案。
    1964年底，运动中出现的“左”倾情况反映到中央。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三条》），于1965年1月发出。此后，中央不再强调统一部署，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部署本地的“四清”运动。《十三条》对在基层中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作了一定纠正，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其“左”倾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它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发动“文革”作了舆论准备。
    从1965年下半年起，各地的运动仍在抓紧进行，但毛泽东对这场运动已经不大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决心搞一个更大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革”开始后，“四清”运动无形而终。
    三、“四清”运动的得与失
    回顾社教运动的过程，运动中制定的一些政策与在实践中采取的一些措施，有一定可取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生产关系变化过快，在管理体制上有很多漏洞和问题，不利于农村干群关系，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蜕化变质、被坏人拉拢腐蚀下水的少数基层干部，也有处理的必要。运动中党中央也制定了一些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政策，例如，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文件，都十分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教育为本，处分为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在《二十三条》中，提出“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等等。
    此外，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8]领导人下基层蹲点，客观上有利于党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运动中，中央和地方党委都十分强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整党时，中央又强调“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此外，党中央还要求县、社各级干部“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5]这些都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避免官僚主义。
    总之，这场运动有一些成绩，“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