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与北约的政治协商
    北约政治协商制尽管起自欧洲安全防御政策，但却受到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强烈影响 。在两极冷战格局下，美国的扩张性、对抗性外交战略对北约政治协商机制产生了重要 影响。
    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极为矛盾，一方面慑于孤立主义的影响，有退回国内的政治 需要；另一方面惮于苏联的强大，又不甘退出欧洲冷战角逐。表现在对欧战略上，既希 望西欧强大，建立受其控制的欧洲联盟，夺取对苏冷战优势，又不愿火中取栗，为他人 卷入欧洲纷争。他们怀疑英国（将美国拉入欧洲安全事务）的目的是寻求对抗苏联的安全 保证，同时也是寻求出现德国重新武装可能的安全保证。[10]（P4-6）因此，美国的欧洲 安全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观望到参与，并最终夺取领导权的发展过程。
    早在二战中，英美就曾设立“联合总司令部”，负责统一并协调两国的军事步骤。二 战结束后，美英的战时军事同盟关系得以延续。战后初期欧洲冷战对峙，增加了这种联 合的现实性与必要性。1947年英法签署《敦刻尔克条约》，结成军事同盟。美国深表关 切，并对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的“在此基础上最好地发展该防御体系，并与包括意大 利、其他地中海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互联系”的观点表示热切欢迎。[11]（P4- 5）但是，在建立新欧洲安全模式的具体实践中，美国外交政策则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干 扰，比如共和党控制下国会的掣肘、国内孤立主义牵制、1948年大选等。这些因素使其 对待西欧安全模式的态度表现得含糊且隐晦，导致美国介入西欧安全防御进程放慢。
    1948年3月，就《布鲁塞尔条约》签署，杜鲁门总统在国会讲话中指出：“这是朝向欧 洲统一……令人瞩目的一步，这一进展值得我们全力支持。我相信，美国将以适当的方 式给自由国家以必须的支持。”[12]（P203）同时，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华盛顿召开秘 密会议，就西方新安全模式下的成员国资格问题进行交流，“就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进 行了讨论”。[13]（P125）在会后发表的“五角大楼文件”中，三国一致提出，建立包括 西欧、北美等地区在内的防御体系，每个签约国应在条约覆盖区域内，将任何对其他签 约国的武装攻击视为对自己的攻击……每个签约国保证抵抗攻击，以行使联合国宪章第 51条款所认可的个人或集体自我防御的固有权力，会议为美国加入西欧安全防御铺平了 道路。与此同时，面对英国退出东地中海势力范围的机会，美国积极插手希腊、土耳其 事务。“杜鲁门主义”的推出，几乎与《布鲁塞尔条约》同时，直接加速了对美国在世 界，特别是在欧洲的外交战略调整的步伐，加速了美国欧洲防务政策与西欧联合的融合 。
    同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范登堡决议案”，认可政府当局参加北大西洋条约的谈判。 [6]（P17）该议案为排除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干扰，加入西欧安全体制作出法律保证。“范 登堡决议案”明确强调了美国与欧洲安全防务的合作关系，重申美欧之间“集体安全” 的防御原则，即“政府应该通过宪法程序，将美国与那些建立在持续且有效的自助与互 助基础上、与美国自身国家安全相关的区域性与集体性的协议联系起来。”[10]（P135- 136）议案将未来美欧安全联合置于联合国宪章下，排除了美国以及西欧欧洲防务政策的 脱节，有利于北约建立。
    北约1949年建立，其“政治协商”精神得到新发展。“政治协商制”成为北约成员国 政治、军事合作的重要纽带。事实上，在美国介入北大西洋安全联合之际，在北约筹划 与酝酿过程中，美国就已经给北约的政治协商制打上自身烙印，即新北大西洋联盟中协 商结构的雏形环状政治联合。该协商结构包括三个部分：政治协商的中心、协商的外围 以及协商的附属。美国是北约政治协商制的核心，拥有政治、军事行为的主导权力，有 权决定联盟政治协商的对象与内容；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与加拿大则处于北约政治 协商的外围，具有不完全的政治协商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并制约政治协商过程 ；北欧国家及其他欧陆小国则作为北约政治协商的附属，受制并听命于大国决策。因为 在“1949年春，在条约文本完成后，挪威、丹麦、冰岛、葡萄牙以及意大利是在要么接 受、要么离开的基础上被邀请参加会议，并随之成为联盟成员国的”。[14]（P92）
    由此可见，在美国主导下，北约政治协商制在其形成之初就已形成一种权力分配模式 ，即未来北约政治权力的分层与等级化发展。而且随着美国欧洲安全战略与西欧安全实 践的融合，北约“政治协商制”的不平衡进一步加深。就美国而言，北约“政治协商制 ”成为其建立战后欧洲政治与军事同盟体制的重要手段，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 欧洲领导地位，更有利于其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