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古埃及文明的起源问题。古代埃及如何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埃及文明 的形成、确立的标志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 的关注。但由于学者们各自运用的史观不同及对有关资料掌握和认识上的差异，以致至 今仍然见解不一。《古代埃及史》一书对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运用恩格斯 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从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王权的象征与标志，城市和国家形成等几 个方面论证了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并探讨了古埃及文明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指出其基 础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分化。作者在考察古埃及文 明起源时，将其起源追溯到了史前时代。采用这一研究方法十分必要，值得肯定。因为 从理论上讲，文明时代是从蒙昧时代的野蛮时代发展而来的，一些文明因素是长时期历 史发展积累的结果。美国学者马萨克（A.Marshack）在《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艺 术、农业、科学、数学、天文学、历法文字、城市文明要素，照我看来不可能突然发生 ，它们在发生之前必须有很长的准备阶段”。著名学者柴尔德（V.G.Childe）的名著《欧 洲文明的曙光》就是从石器时代开始追溯欧洲文明起源的。刘文鹏教授对古埃及城市起 源的研究颇具功力，关于古埃及文明起源过程中是否产生过城市，或者说城市是否构成 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之一的问题在学术界大有争议。著名埃及学家W.赫尔克斯断言，“ 在基本上是农业国度的人口中，绝不需要城市”。美国考古学家M.A.霍夫曼也认为，“ 埃及是一个没有城市的文明”。美国学者S.威尔逊甚至说：“直到新王国时代，埃及没 有城市文明。”他们这种看法曾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重视。在讨论文明起源问题时一再 加以肯定性的介绍①（注：详见童恩正：《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 年第12期；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中 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刘文鹏教授“力排众议”，根据 古文字学和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学提供的有关文物资料以及某些城市遗址的考察报告， 论证了古埃及文明起源过程中城市的存在及其规模和产生的时间。他还强调指出，在文 明起源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是早期城市，在埃及通常表现为城镇，但城市与城镇之间并无 本质上的差异。刘文鹏教授的有关论述由于有比较充分的资料根据，因此很有说服力。
    三、关于古埃及的社会经济形成问题。古埃及各个时期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究竟怎 样？这些问题通常为西方学者所忽视。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还未出版过一 部全面论述古埃及社会经济方面的专著。关于埃及奴隶制度的著作只有两部：一是A.M. 巴凯尔（Bakir）的《法老埃及的奴隶制》（1952年版）；一是J.A.斯特劳斯（Straus）《马 罗时期埃及的奴隶制》（1988年版）。前苏联学者对古埃及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过研究， 但认识并不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上的分歧，另一方面也与资料的缺乏有关。刘文 鹏教授努力搜集新资料，对有关古埃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古埃 及土地制度问题上，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古代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刘文鹏教授经过 对《梅腾墓铭文》的细致研究，提出铭文证明在第三、四王朝时期，埃及已经有了土地 买卖、继承、转让的现象，这是土地私有制存在的重要表现。他还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在 后埃及利比亚王朝以前未出现过土地买卖文书的看法，指出不仅在新王国时代，而且在 古王国向中王国的过渡时代也能找到土地买卖的根据。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刘文鹏教授把 《梅腾墓铭文》加以汉译，引进中国学术界，为进一步研究古埃及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 资料。各种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如何，是涉及古埃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另一个复杂而难以解 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前苏联学者曾做过评析。伊里因指出，古代时期“在 城市和农村中有大量劳动者，他们部分地或全部地丧失了生产资料，丧失了公社关系和 经济独立性，被迫为他人劳动”，这些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里，地位不一样。但是 ，没有充分的公民权则是共同的。他们和奴隶之间的界限是不很固定的，有时难以区别 ，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上，他们与奴隶之间并非总是有明显的区别②（注：伊里因：《古 代东方社会及其社会经济结构诸问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世界古代史译文 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久梅涅夫更具体指出，古代东方各国（包括埃及 在内）在社会制度方面与古典社会相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战俘奴隶同国王及神庙 田庄中受剥削的当地居民生产者之间没有鲜明的界限，并且这两种人反而有趋于融合成 ‘一个共同阶级的倾向’”③（注：久梅涅夫：《近东与古典社会》，《史学译丛》195 8年第3期。）。研究古埃及各种各类生产者的地位问题还有史料上的困难，在古埃及有 许多称呼身份不同的生产者的术语，法老时代表示奴隶的术语多种多样，并没有专指奴 隶的术语。弄清这些繁多术语的含义，对了解这些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 遗憾的是这些术语却往往是在铭文中上下文不清楚的情况下出现的，加之有关资料又极 为缺乏，因此很难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这便使得研究者对术语的含义和生产者的身份 地位看法不一。以斯特鲁威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把被剥夺生产资料和受超经济强制的劳 动的众多依附阶层当作奴隶；而以丹达马耶夫为首的前苏联学者则认为依附人和奴隶不 同，不是主人的财产。丹达马耶夫指出，古埃及人把他们同奴隶加以严格区别。依附人 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问题。如把依附人和奴隶等同看待，那今后对古代东方史的研 究就很难有进步可言①（注：详见丹达马耶夫：《苏联东方学家著作中的古代东方史诸 问题》，《古代史通报》1977年第4期。）。《古代埃及史》作者迎难而上，对古埃及各 个时期各种各类的生产者的身份地位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列入研究对象的有十几种之 多，既考证了有关术语的含义，又分析了有关生产者的来源以及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把有关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 研究古埃及社会经济问题时，持审慎的态度，指出，“目前只能提出比较合理的看法” ，“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四、关于古埃及的生态环境问题。所谓生态环境包括气候、土壤、植被、水力资源等 因素，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人类 学家斯图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过“文化形态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文化的 进化与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沃斯特在20世 纪8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也提出历史研究确实需要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环境史应该是历史 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环境史就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 历史。沃斯特还具体论述了环境史应该包括的三项内容②（注：详见包茂宏：《环境史 ：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看来，国际学术界对环境 史的研究正在兴起，《古代埃及史》一书注意到了制约古代埃及历史的生态环境，关于 生态环境书中有专节详加评述，这是本书又一突出的优点。作者还特别指出在古埃及的 尼罗河流域没有土地盐碱化的现象。对此，在国内有关埃及史的读物中很少提到，应该 说没有土地盐碱化现象是尼罗河流域得天独厚的又一重要表现，它与古代两河流域呈现 出明显的不同，那里存在有严重的土地盐碱化的现象。《古代埃及史》认为，尼罗河干 涸缺水是第一中间时期大饥馑流行的重要原因，这是本书重视生态环境研究的又一体现 。
    五、关于古代埃及的宗教信仰。宗教在古代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 古代埃及人的宗教意识尤为强烈。《古代埃及史》根据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埃及人的 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仪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评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信仰 的发展与演变，分析了宗教的功能。使读者了解到在古埃及，宗教不仅干预国家政治和 经济生活，而且影响文化的形态，甚至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新王国时期埃及发生 的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学术界对这次宗教改革的性质看法不一。《 古代埃及史》有专段评价了埃赫那吞改革，对学术界研究进展作了详尽的评析，并指出 不同看法的分歧所在。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次宗教改革的性质提出 了新的见解，认为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在主观上坚持推行一神教，在客观上却未能完全 排除其他神的信仰，因而又有单一神教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