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对话”与灌输美国人权观
    所谓人权对话，是指美国要与持有不同人权观的国家开展“对话”，通过对话改变这 些国家的人权观点，并使之接受美国人权观。
    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权观。例如美国强调人权中的“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强调个人人权。但是，前苏联和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强调人民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权利，主张发展集体人权。因此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在人权问题上都发生 了斗争，美国的人权观遭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于是有人 提出开展人权“对话”，以灌输美国人权思想。例如，美国人权学者罗逖说，美国有责 任去灌输美国人权观，因为人权是由自由社会产生的，只有自由社会才可能提供人权理 论依据。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责任去培育和加强“人权文化”。对罗逖来说，人权 文化并不取决于理论知识，而取决于现实。战后的现实是只有美国和西方坚持普世人权 ，而其他国家不承认普世人权。因此，必须灌输普世人权思想。
    为了灌输普世人权观，美国学者帕内克认为必须开展人权“对话”和批判以种族为中 心的人权文化。他说：“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可以使所有人都同意同一价值观”。他论 证说，跨文化的对话之所以能统一世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是因为对话不是去发现价值 观，而是要对方同意现有的价值观。他强调：“普世价值观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必须通 过辩论来达到。”他的所谓“辩论”，就是要批判亚洲的价值观，首先是批判中国和穆 斯林国家的价值观。他声称，在人权对话中，新加坡和中国在接受普世人权观上态度是 不同的。
    他认为，新加坡和中国一样，在人权对话中都是种族主义的。但是两者态度却不一样 。新加坡向西方人权观挑战，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但是，新加坡能接受共同的价值观 ，因此容易与西方达成共识。这就证明普世人权观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中国却不同 ，中国反对普世价值观，因此美国需要与中国辩论。⑦
    接着，帕内克把矛头指向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大多数接受了《世界人权宣言》和 相关的人权公约，但是他们仍然保留其伊斯兰的文化传统。举例来说，按照伊斯兰教《 可兰经》的法律，对一个贼的惩罚是砍掉他的右手。这当然是不人道的。但是从宗教信 仰出发，穆斯林社会捍卫这一传统。伊斯兰教徒认为，无论这一惩罚如何严厉，从长远 来看都是仁慈和宽厚的。如果贼人不受这种宗教惩罚，那么来世这个贼将受到更为严厉 的惩罚。伊斯兰人权学者安内姆认为，伊斯兰教的这一价值观并无不妥。他论证了伊斯 兰国家的人权价值观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国际人权条约所说的人权并不是不相容 的。他说：“没有人会屈从酷刑、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行为。⑧
    但是，帕内克认为伊斯兰的上述人权观向美国的人权观提出了挑战，不能等闲视之， 美国绝不能对这种多元文化作出让步。他说，必须改变伊斯兰的这种观点，途径就是人 权对话。
    在反对“以种族为中心”的人权观时，他再次把矛头指向中国。他说，种族中心论至 今妨碍美国与中国的对话，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构成挑战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与中国在 人权意识形态和人权实践上的分歧，是人权对话的巨大障碍。他说“人权对话”对中国 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中国文化的基础与西方是不同的。西方主张独立、自由和平等；但 是中国强调等级、差别和相互依赖。对中国人来说，与其说人性是个人的一种属性，还 不如说个人只能成为社会中的人。这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为了把中国的人权文化转变 成美国欢迎的文化，就必须与中国对话，改变中国的观点。
    他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人权政策提出了批评。他说，美国政府在理论上反对中国的人 权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却十分软弱。例如，克林顿在官面上说中国的人权实践是不可接 受的，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在1997年公然宣称要继续反对中国的人权实践，但是 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克林顿在实践中依然把商业放到人权之上。他称克林顿政府执行 的是两面派对华人权政策。他以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访华时的讲话为例。戈尔访华时与中 国签订了4.72亿美元的中国购买美国波音飞机的协议后，发表讲话说：“从我们的宝贵 的消费者和老朋友手中得到这份订单，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帕内克对此十分不满，认 为是“卑躬曲节”。⑨
    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并非单纯为了美国的商业和地缘利益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让步， 克林顿政府仍然在推行人权外交。克林顿说：“我相信，如果我们取消与中国的正常贸 易状态，必将切断与中国人民的联系，从而削弱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影响”。
    对于克林顿的上述表白帕内克并不满意，他依然认为克林顿政府为了商业和地缘利益 向中国作了妥协。他说，中国的人权纪录与缅甸一样不好。克林顿反复批评缅甸政府， 称之为“暴徒国家”，对缅甸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但是，克林顿政府为了商业利益， 却维持着与中国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只是“半热不冷”的关系，也不应当维持。⑩
    美国学者玛丽·米德格利则主张多做少说，用行动来灌输美国的人权观。她所说的行 动，主要是开展“跨国市民社会”运动。她认为用武力来普及美国人权观是必要的，但 是由于操作原因，武装干涉可能失败。开展“跨国市民社会”运动应该成为保证美国人 权观扩张的重要战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