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科学，近年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喜人的繁荣景象。历史著作的出版，研究成果的发表，几乎使人目不暇接。中国古代史是我国历史学基础最厚实、大家辈出、成绩显著的一个领域。这些年来，在过去已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无论通史的编写、断代史的研究、古籍的整理，都取得了系统的成果。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十分活跃，从1999年到2003年这5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著作约2000种，发表的论文超过1万篇，涉及的方面很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也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成就。
    世界史研究的进展有目共睹。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今天，中国人更加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了解它的今天，也了解它的历史。过去，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根据第一手资料写出的学术专著很少，这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如外文图书少、出国难等。现在，研究者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出国留学进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国外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取得，不少已有中文译本，研究世界史的队伍迅速壮大，因此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十分明显，已经出版一批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
    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跨学科研究成为引人注目的突出现象。综合性研究，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研究，又往往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制度史以至古文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放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民众心理变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各种专题研究也成果累累。这样，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且加深了对人类历史演变的认识。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日益成为史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史学信息的数字化正在有关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推动中，显示出网络在研究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成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初期，不少人曾担心史学队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现在，这一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制度的建立，起了有益的作用。史学工作者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支人数众多、学术上各有专长的中青年史学队伍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方方面面的业务骨干和一些新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大学校长、院长、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他们有着年长一代史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中外史学交流越来越活跃。这不仅帮助我们开阔了视野，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能在国际史坛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今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将日益加重。
    史学普及工作，在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和政府加大了扶植史学研究的力度。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纂修，社科基金的大幅度提高，是大家都已看到的事实。
    上面所说，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肯定有许多重要缺漏，远不能把近年来史学发展取得的成绩周全地反映出来。当然，中国的史学工作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特地发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文件，并不多见，值得我们十分重视。《意见》谈到指导方针时第一条就说：“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写道：“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自然同样适合于史学领域。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也是那样做的。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深入人心的。譬如研究历史上某种事态、人物、现象，我们总是从把握其背景、包括物质背景立论，不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弄颠倒了；又譬如我们总是从全局中把握局部，从运动中和从普遍联系中认识事物，不孤立地作论断。”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背诵，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做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透过那些理论思维能力极强的大师的论述，学习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多读一点他们的著作，用心领会，肯定会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汲取到丰富的营养。老一辈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概都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