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货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①。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一、撰书志，迁讥耗财兴利而固申食足货通
    司马迁作《平准书》，班固改为《食货志》，不仅名称不同，而且所表现的经济思想也大相径庭。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重点写汉武帝内兴功业、外攘夷狄而耗资万千，于是采取了币制改革、盐铁官盐、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应付庞大开支。这些财经措施的施行夺民之财，争民之利，充国之库，应国之急。司马迁对此很不满意，在此书中予以讥讽和批评，通过起篇以汉兴的文景之治，粮丰货余为历史背景，篇中揭露烦费兴利的具体事实，终篇以秦之内兴外攘、倾国之财几至灭亡作结，以表明自己的观点，指责时政。通观全篇，以批评汉武帝的“好财兴利”为主旨。诚如清人高嵣所指出：“此书数千言，大约以耗财兴利参互成文。然耗财之事非一，而以边费为最大；兴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准为尽头。峻法酷吏，因兴利而用也；吏道选举，因兴利而衰也。擅山海之藏，攘商贾之利，用饶于上，财竭于下，其不为亡秦之续者幸耳。篇以秦始，赞以秦终，其旨微矣。”②高嵣的分析是比较深刻的，大致指出了《平准书》的精义所在。
    班固作《食货志》，是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修补而成，分上下篇，分别叙述远古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财经，兼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内容比较丰富。在“食”的部分，叙述了先秦的井田制，李悝的“作论地力之教”，商君的更王制；汉代的贾谊论重农，晁错论贵粟，文帝令民入粟塞下以拜爵及岁除民田之租税；武帝时的物盛而衰，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之议，武帝末年悔征伐而力农，赵过为代田法；昭宣时农业有所好转，耿寿昌搞常平仓；元成帝时的经济走下坡路，哀帝时的限名田之议寝而不行；王莽篡位后，兴征伐之师，行王田之制，“数横赋敛，民愈贫困。”“货”的部分除有相当一部分抄录《平准书》内容外，还补充增写了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昭帝以后的财经政策，特别是王莽时期的屡更币制，实行五均六管的具体情况，指出由此“众庶各不安生”，天灾人祸丛至，以至天下户口减半。通观全志，以“食足货通”为主旨，这在其志一开始就点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日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具，所以分财布衣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食足货通”是班固《食货志》的全部内容所在。近代李景星对此作了评论，其曰：“《食货志》分为上下，……而“食足货通”四字实为全书之主宰，盖食足货通，国之所由兴；民穷财尽，国之所由亡。班氏洞悉源流，故叙述极有条理。其论食，备录贾谊、晁错、董仲舒之议；其论货，以五铢钱为善，而详载贾谊《谏除盗铸钱》之疏，探原择要，尤见特识”③，李景星对班志比较肯定，而忽视了司马迁、班固思想之差异。
    综上分析，迁书固志虽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相同，而所表现出的经济思想却大不一样。司马迁着眼于批评现实，讥评汉武帝的耗财兴利，“与民争利”，主张富民而治；班固则以食货立论，宣扬取多益少，有无相通的观点，基本上肯定汉武帝时桑弘羊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即使班固是采用《平准书》的材料，也体现不出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反而“冲淡了《平准书》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④。
    马、班撰书志的差异，从标题上亦可以反映出来。司马迁以汉武帝时财政官员的名称和实行财经措施“平准”作为篇名，事尽平准而旨；班固改为“食货”，顾及食、货两个方面。对此，查慎行评论云：“《史记·平准书》，《汉书》改为《食货志》，《平准》以理财为主，《食货》兼农末而言。《平准》寓刺讥于一时，故其辞微而婉；《食货》垂法戒于异代，故其辞达而畅，两人手笔，异地皆然”⑤。标题的不同，很醒目地点出了迁书固志所反映内容的不同以及两人思想的不同。
    司马迁的《平准书》以“烹弘羊，天乃雨”作结，历代评论者大都以为寓含讥刺之意，反映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现行财经政策和兴利之臣的不满，表明了司马迁利民富民的思想。凌稚隆认为：“一篇结束，借此以断兴利之臣之罪。”⑥班固作《食货志》，抄录《平准书》至此接着写：“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其意则和司马迁完全相反，只加这一笔，实际上是对桑弘羊加以肯定，以其救急有功而升迁。在《汉书·食货志》的赞语中，亦流露出这种思想：“《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楙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莩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在这里班固把弘羊的均输与管仲、李悝、寿昌的经济措施等同看待，认为这样做，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这反映了马班二人作书志的经济思想截然不同。
    二、作货殖，迁详治生要诀而固宣贵谊贱利
    马班二人都围绕货殖作了传。在传中，司马迁详于治生，而班固则重在贵谊。
    司马迁作《货殖列传》，详细地记载了布衣匹夫之人的治生之道，经营要诀，富民之实。开篇批评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提出“因之”的经济管理方针，阐明各地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肯定人们是要追求财富的，是说人民治生具备了主客观条件；继而言五方都会、地理环境、风俗物产，治生渊源，实际上是写人们治生的经济地理环境，最后写各地从事各业以致富的典型，总结他们治生的经验，要人们观择、领会。一篇《货殖列传》，是人们治生的百科全书。不仅以治生为通篇文眼，而且具体写出巨富者的治生要诀，认为本富没有从事工商致富来得快，“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认为治生有巧拙，“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认为治生要“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认为“纤啬筋力”是“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认为治生以“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而对那些不善治生，好语仁义者以辛辣的嘲讽，谓：“无岩处奇志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实际上是批判封建思想家所鼓吹的安贫乐道。李景星尝评论司马迁言治生、生财之道独详，可谓颇有见识，其云：“《史记》一书，于古今人物记之详矣。而于书之将终，乃传货殖，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或曰崇势利也，或曰有所感激也，纷纷议论，不一而足。是皆以私心窥太史公，究不得太史公之用心也。《诗》曰……至《大学》之为书，所言者皆修、齐、治、平之道，而于终篇言生财之道独详。史公此传，正本其意。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惟圣贤及一二自修之士能不受其束缚，其余几尽在范围之内，而可卑之无甚高论哉！”⑦李景星的这段话很长，其大意是司马迁作《货殖列传》，重视治生，重视财货，肯定各种人的治生求富。司马迁如此重视治生，其用意何在呢？其实，在司马迁看来，治生与治国是连在一起的，善治生者亦善治国，文章开头所写的范蠡、管仲就是这种典型。诚如钟悝所评论云：“盖从学问世故中淹透出来，将治身治国与货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见得深者，看货殖亦深；见得浅者，看治身治国亦浅”⑧。司马迁撰货殖，重治生，正是以治生、富民乃治国之本，足见司马迁的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