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晚年专力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编创了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此外还编纂了大量宋明历史文献，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1663年（清康熙二年），他写了一本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明夷待访录》，揭露了明朝政府的种种弊端，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君权”，表现了他的民主思想和史学思想。在其它一些史论著作里，也时常发表他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勃兴，都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这就使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内容。本文试就此点略作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带有循环论倾向的社会历史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随着历史的演进与史学的发展，曾经产生过各种形态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神意或天命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帝王中心论历史观，进化论历史观，重势的历史观和重经济的历史观，等等。黄宗羲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封建史学家，受孟子历史观的影响很深，这就使其历史观带上了循环论的色彩。这从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人试图把他拉到历史进化论一边去，这恐怕不符合历史实际吧？①
    打开《明夷待访录》一书，在开始的题辞里，他开宗明义地说：“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②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孟子的循环论历史观起初曾表示过怀疑。孟子是我国战国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承认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运动，而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他认为历史是循环往复地前进的，呈现出一治一乱的状态。这以圣人的出现为标志。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③具体地说，就是“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④按孟子的说法，孔子以后再过五百年又该出现一位大圣人，来主宰乾坤，变乱世为“治世”。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孔子以后近二千年再未出现过一位大圣人。所以黄宗羲对此表示不理解，表示怀疑。为此他发出了“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的疑问。但他后来由于读了胡翰的《衡运论》，得到了胡的十二运说的启示，才最终相信了孟子的说法。胡翰是元末人，他在自己的《衡运论》一文中，推断从周敬王甲子（公元前477年）为开端的“一乱之运”，即将终结，到那时世道将进入“大壮”，天下将会再次进入“大治”的盛世。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是在1662年（清康熙元年）至1663年（清康熙二年）之间，按胡翰的推断法，由此往后推二十年，大约是1684年，按干支纪年法这一年又逢甲子年，黄宗羲预言那时天下就将由乱入治。他作这样的预言，是有他的理论根据的。他用《周易》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说明在历史观上他还是唯心史观。他认为，现在正处于“明夷”与“大壮”的交会点上，再过二十年就会进入“一治”，这不是很令人鼓舞吗？他用《周易》的“明夷”，“大壮”两卦来解释眼下的处境与未来的希望，其用意也够深了。考“明夷”、“大壮”两卦的原意，明夷卦的符号是{K1AA11.jpg}，从初爻到三爻，取象离中虚；从四爻到上六爻，取象坤六断，而明夷卦是离下坤上，照卦象说，离是代表火，坤是代表地。离下坤上，即火入于地，日入于地，明入于地，明伤而昏暗，即昏暗之卦。推测黄宗羲当时的心理，意思可能是：火在下，日在下，明在下而地在上，即阳下地上，阴盛阳衰。联系当时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明已亡于地下，清朝已掌权地上，是清盛明衰之象征。再看《易经》明夷卦的原文：“明夷，利艰贞”。⑤意思是：火入地下，日入地下，明已灭亡，有识之士，在昏暗艰难之时，应不失坚贞之志，不能降清。象辞又说：“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志，箕子以之。”意思是，明亡，利于在艰难之下而坚贞不屈，要隐晦其明而守正志，这是黄宗羲自比为箕子来对付清朝统治者。⑥大壮卦的符号是{K1AA12.jpg}，下为乾，上为震，乾下震上。乾代表天，震代表雷。乾下震上，即雷在天上。雷在天上，有威大之势，正大之声。大壮以威大之努力，为正大之生活，犹雷在天上。象征新生活的开始。个人可以奋发努力创造新生活了。⑦综观这两卦的意思，黄宗羲确有等待有识之士来访，使光明重见，东山再起的意思。他深自韬晦，虚与清朝统治者委蛇，而实际上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盼望那美好时代的到来。他用《易经》来解释历史和现实时代的变革，这本身就是循环论历史观的有力证明。《易经》讲变化，含有很深刻的辩证法因素，但《易经》的“日新谓之盛德，生生之为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说法也具有循环论倾向，与孟子的“一治一乱”说法实际上并无二致。因为两者都把社会历史过程看作是“治乱”的往复运动过程。上引《易经》的几句话，实际上强调的是历史演进的趋势，并不是指历史的前进过程。
    从整个《明夷待访录》的内容来看也具有这种循环论倾向。黄宗羲认为，国家兴亡，关系着天下的治乱，而君主的仁与不仁，为一己还是为天下又是兴亡治乱的关键。为天下行仁政，才能得到“天下之人爱戴”。他在该书中用大量篇幅和尖锐犀利的语言谴责君主专制和不仁，“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供一己之淫乐，如此残暴和不仁，是人民灾难的祸根。更有趣的是，他认为，君主不仁是由于“气化运行”的过与不及，这样他又为自己的历史观点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自三代以后往往有不仁得天下者，乃是气化运行，当其过不及处。如日食地震而不仁者应之，久之而天运复常，不仁者自遭陨灭。”⑧又说：“盖忠义者天地之元气，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事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回出，贤士大夫欲起收入，甚至为碧血穷燐，次之为土室书车，皆此气之凭依也。”⑨从这两段话来看，他把“气”看成是人事之兴亡治乱的凭依。他认为忠义精神凭依的是“天地之元气”。仁与不仁都根源于“气化运行”，这样他又把自己的历史观点与他的自然观联系起来。所谓“气化运行”，就是由于“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如此“流行而不失其序”⑩，就是正常的气化运行。在“气”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体现为天地生万物，帝王养万民，社会才能安定。当气化运行发生偏颇，处于不正常运行的时候，就会出现“不仁者得天下者”，就象自然界发生灾异日食地震一样，社会上也就有乱无治。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气化运行恢复正常，不仁者就会遭到陨灭。黄空羲认为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运行，年复一年，四时代谢，周而复始。社会上的治与乱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三代以后的社会之所以有乱无治，是因为正处于气的不正常运行状态之中。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猛烈地抨击三代以后之“为人君者”的不仁，正是以他的气化运行观点作为理论根据的。这里，对他的“气”这一概念是指物质性之气，还是指精神性之气，暂且不论，只从他这种解释社会历史的方法来看，就带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观的支配下，他才对三代以后的社会历史看不惯，对秦代以后的君主专制表示深恶痛绝。对秦代以后的各项制度也颇不以为然，持否定态度，力图对它进行改良，使之更符合他所理想的社会蓝图。他认为社会历史是循环的，三代以后的社会是一团漆黑，始终是乱世。他感到今不如昔，对三代社会是那样向往，他歌颂二帝三王，主张恢复封建制和井田制。还主张恢复汉代以前的赋税制。在写《明夷待访录》时，他动辄以“古者”对比“今也”。言下之意，还是三代社会好。三代社会是君为客，天下为主，人人都能各得其私，三代有法治，君贤臣朴。这不是明显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调吗？哪有一点进化论的调子。至于有人说黄宗羲是以三代社会为托古改制的理由，实际上是在为进行反封建革命而造舆论（11），还有人把他比为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有点牵强附会。诚然，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历史现象无疑会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反映。十七世纪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多多少少也代表了这种反映，但并不能把这股实学思潮完全归结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反映。实际上这种实学思潮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宋明理学思潮、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黄宗羲生当十七世纪，经受了明清之际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洗礼，又参加过反宦官专权的政治斗争，因此，在他的思想与心理方面，较多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说出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但这并不就说明他是代表平民阶级利益的，也得不出他有为进行反封建革命而造舆论的结论。其实他是代表他所出身的那个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他向往三代社会，可面对的却是明清之际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要救世，主张对社会进行某些改革。他通过研究历史上各项制度的优劣，进而提出了许多改革社会的设想，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想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对他本人来说确又是不自觉的。世界观与人的思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说黄宗羲的社会历史观是循环论，这也并不抹杀他在思想方面的某些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