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常用“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国势。确实，宋王朝从建国到灭亡几乎从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况。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是契丹、西夏，后来又有金、元时常骚扰侵入，宋王朝与它们打仗败多胜少；而国内，阶级矛盾也很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据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记载，两宋农民起义总数达四百三十三次（实际仍不止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正是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得那些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大夫们普遍产生忧患意识。他们感时伤世，或伏阙上书，或慷慨陈词，通过各种途径，力图矫正时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于是，政治上有范仲淹“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文学上有欧阳修、苏轼等倡导的古文运动；思想上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吸收佛道某些内容，发展成既精致又富思辨的理学；而史学家们，因为自觉肩负着总结天下兴亡原因，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历史使命，其忧患意识便特别强烈。
    两宋时期，大多数史学家心怀天下，对时事十分关注，表现出深重的忧虑。大体说来，北宋前期，由于新王朝刚刚建立，政权亟待巩固，加上宋太宗时期两次攻辽失败，从此宋朝放弃了武力统一北方的打算，确立“守内虚外”的立国方针。宋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续通鉴长编》卷32）配合政治上的这种要求，史学家们便把抨击素称祸乱之源的奸臣、宦官、女色等作为主要任务。如石介“著《唐鉴》以戒臣、宦官、宫女”（《宋史》卷432 《石介》）孙甫也认为“陛下救舒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时出英断”当务之急在于“慑奸邪，以肃天下”并且说：“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祸不可悔”（《宋史》卷295《孙甫》）同时，他们对统治者对内敲榨、对外妥胁的倾向也给予批评。进入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对契丹、西夏战争的相继惨败和“三冗”（冗兵、冗宫、冗费）带来的巨大财政危机，富国强兵就成为含括史学家在内的广大爱国士大夫的共同话题。但对如何富国强兵，人们意见却不尽一致。就史学家而言，许多人倾向于政治革新，欧阳修直接参予“庆历新政”，代表了这批史学家们的要求。不过，也有一些史学家反对政治革新，在他们看来，政治上萧规曹随，用贤人，信赏罚等才是富强之道。司马光、范祖禹是这派的典型人物。他们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论安石及新法之害，言极愤切”（《宋史》卷337《范祖禹》）然而，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而大归则同”（《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甫书》），无论是主张革新的史家家，还是反对变法的史学家，在忠君忧国，富国强兵上是一致的。南渡以后，国破家亡，史学家们和其它爱国志士一样，强烈反对朝廷议和，要求秣马厉兵，以期规复中原失地。陈亮尖锐指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自请“为陛下……开今日大有为之略，……决今日大有为之机”（《宋史》卷436《陈亮》）身兼理学家和史学家的朱熹也上书孝宗说：“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也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希望孝宗能够闭关绝约，任贤使能，待国富兵强，“徐起而图之”（《宋史》卷429《朱熹》）。总之，革除弊端，希图富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是当时史学家们的共同心愿。
    伴随着对时事的这种深重忧患，史学家们强调“资治”、“经世”的思想也就盛行起将，成为当时的一股大潮。典型的例子是司马光修《历代君臣事迹》“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乃赐名《资治通鉴》。在《通鉴》的旗帜下，刘恕《通鉴外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通鉴长编》和朱熹《通鉴纲目》各以鲜明态度，表示自己取法《通鉴》“资治”、“经世”的史学思想。即使不便以《通鉴》标名的许多史著，“资治”、“经世”的思想丝毫不逊色。范祖禹本参加《通鉴·唐纪》的修撰，但以其篇幅大，不能达到简举历史之要劝戒帝王的目的，故另编《唐鉴》，叶适在一部史著的《进卷》中说：“臣尝悲当世之故，面其义不得以尽言，请泛论前世帝王得失成败可考之迹，以见其意”。“至于经国之规，御世之要，……盛衰之相因，治乱之相易，著此者臣皆有以发之。”（分见《水心别集》卷1）徐天麟也在《东汉会要进表》中说：“集事迹而为鉴，或可参往牒之言，条章奏而请行，期有补当世之务。”这股强大的“资治”、“经世”的史学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它包含了爱国主义成份，对于统治者适当调整和改良统治政策起到积极影响。此外，它对宋代史学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并且使得宋代史学在许多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