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一片“资治”、“经世”呼声中，饱经忧患的宋代史学家需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如选取哪一段历史更便于“资治”？采用什么体裁？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现实中外族政权的威胁和不断建立又不断覆亡的农民政权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由于各人经历及认识上的差异，不能指望所有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资治”和“经世”的责任感却使得大多数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共同的趋向。
    首先，他们十分重视近当代史（特别是唐史）的编纂。号称《唐鉴》公的范祖禹明确表示，他撰《唐鉴》的原因是“唐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厥鉴不远，著而易见”（《上太皇太后表》），不仅如此，他还注意总结当代历史经验，曾写过《帝学》八卷，”自上古到汉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至诸帝叙述独详”（《四库全书总目》卷91）两宋之际的洪迈也在那部著名的《容斋随笔》卷十六《前代为鉴》条中写道“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规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李焘十分重视以近取譬，说汉朝的贾谊、贾山、徐乐，“皆取秦为说”，这并非他们不知引唐虞、三代让人感到更高明，而是认为远代之事，“于当时之事机，疏而不近曷若取其近于时机而论之，……则于谋谟为有补矣”（《进六朝通鉴博议疏》）至于浙东学派的叶适简直认为除了近、当代史，前代历史根本不必追记。基于此，他对《通鉴》“由千有余岁之后，追记战国、秦、汉之前”甚为不满；而对《史记》虽颇有微辞，然对其载当代史却极为赞赏，认为司马迁记载当代历史“示当世得世之林，正应史职”（《习学记言序目》卷19）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史学家重视近当代史，大致出于下列原因：第一，近当代与现实距离较近，事势相接，容易起到借鉴作用；第二，对于确立当前方略来说，远代之事显得比较遥远，不如近当代史更有参考价值；第三，重视记载近当代史以便显示当今得失，这是史家的职责。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把这加以绝对化，惟近当代史独尊，鄙薄记载远代历史，则未免过于实用主义。自然，重视记载近当代史并非只是宋人，历代史家中不乏其人。只不过较诸前代史家，宋代史家重视的人更多，强调的程度更深，并且紧紧围绕“资治”、“经世”而已。
    其次，编年体特别受到欢迎。中国古代史学主要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大体栽。从西汉司马迁写《史记》到宋初《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编成，基本上是纪传体占上风。纪传体综合纪、传、表、志，优点比编年体多，但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不易看出历史进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而这恰恰为编年体所长。自中唐始，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史学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向来为人们所重视的纪传体，日渐受到史学家们的冷淡。而古老的《春秋》编年式的记事方法及其重视褒贬人物的思想越来越被史学家们所欣赏。萧颖士、陆长源、皇甫湜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宋初这种风气仍在上升，孙甫谈他为何效法《春秋》治史时说：“《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为纪传，盖多便于记事也……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唐史论断序》）孙甫的这段话表明，中唐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史学家们所以注重编年体，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它能“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过，宋初以孙甫为代表的这批史学家对《春秋》的学习基本上还囿于机械模仿的水平，史事容量较小，因而编年体没有受到史学界的特别重视。自北宋中期始，由于司马光吸收纪传体的某些优点，编成《资治通鉴》，使得编年体这一古老的史学体裁对于史事的容量较前大大增加，这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终宋之世编年体长盛不衰。李焘编《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及朱熹《通鉴纲目》等都是这一体裁的代表作。一些史家（如叶适）甚至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历代史书的优劣。这当然有点过分。但是，宋代史家对编年体极端重视的结果是，几乎丧失生命力的编年体在宋代重新大放异彩，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元、明、清史学产生较大的影响。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再次，致力于治乱兴亡原因的新探索。历代史学家大多重视探论治乱兴亡的原因。但是，在宋代以前史学家们一般把治乱兴亡的原因归结为具体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如《史记·商君例传》记商鞅变法“行三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并说经过变法“秦人富强”就是一例。可是，宋代史家却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更偏向于从伦理道德，特别是君主个人的修养行为方面进行探索。如欧阳修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新五代史》卷46《王守恩传》）司马光说：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又讲“夫治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朱熹也认为“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戊申封事》）除此而外，他们还高度重视民心的向背。《通鉴》明确把“系生民休戚”纳入著述宗旨，表明司马光对此极端重视，在他们一些史书中，对历代有为之君往往用“抚农桑之民”、“结民心”等词语加以肯定；而对亡国之君，则用“结怨于民”、“民心已去”等言词加以否定。范祖禹也在《唐鉴》序中写道：“唐高祖以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这与其说是批评唐朝统治者不懂得安抚人心，致使天下大乱，毋宁说是有感于时弊，对宋朝最高统治者轻视民心向背发出的警告！总的来说，宋代史学家和前代史学家在治乱兴亡原因的探索上，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即他们还没有从封建制度本身的弊端上去思考；但他们把治乱兴亡原因与封建制度的最高代表君主联系起来，却比前代史学家只归结为具体的政治、军事事件的成败要高明，在认识上更深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