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吕氏春秋》的看法，可以一个字概括：“杂”。这既是指思想“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又是说结构杂然拚凑，“实绝无深义”（清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五）。其实，《吕氏春秋》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主编负责、集体撰著的书籍①，全书采撷、融汇诸子学说，虽“杂”不乱，自成一家。而结构体系，亦有相应的严谨系统，井然有秩。对于前者，学界的看法已渐趋统一；但对后者，则论者寥寥，且难如人意。这不仅影响对《吕氏春秋》结构形态的总体框架和局部组织的理解，也不利于对其思想系统性和主导倾向的认识，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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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分纪、览、论三大部分，下又分若干小的部类：纪分为十二，览八，论六。每个小部类各有其名，下辖若干篇命题短文：每纪五篇，每览八篇（《有始览》今缺一篇），每论六篇。加上《序意》一篇，全书共一百六十一篇。外观极为规整，很难想象出于随意的拚凑。
    最早觉察《吕氏春秋》的结构具有某种内在规律的，首推《四库提要》。《四库提要》在分析十二纪的结构时说：“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其余则绝不可晓。”这段话透露出两点认识：第一，按十二月序排列的十二纪，可以依照春夏秋冬四季，归纳为四个季节部类；第二，季节部类得以归纳，是因为各有其中心论题。这对于前人旧有观念，无疑是重要的突破。其后，余嘉锡先生继续研究，不仅又发现了“春令言生，冬令言死”的主题，弥补了《四库提要》之阙，而且指出，十二纪的四个季节部类的结构规律是“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其设置思想则基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古者天人之学”（《四库提要辨正》卷十四）。受所启发，我们不禁想到：既然十二纪的结构并非杂然拚凑，有着深蕴的内涵和严谨的组织，既然八览、六论与十二纪是在同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编成，成于一时且合于一书，那么八览、六论也应有相应的严谨结构，才符合逻辑。既然如此，八览、六论的结构怎样？与十二纪的结构关系如何？其整体的组合基于怎样的设计，要体现什么构想？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前人未遑论及，今人较少留意的。
    我以为研究上述问题，《吕氏春秋》的《序意》篇首先应当格外重视并进行透彻的研究。因为，作为《吕氏春秋》的事实主编，吕不韦的基本思想和编纂宗旨在《序意》篇中有着直接的叙述和集中的概括，这不仅决定了全书思想体系的走向。也对全书结构体系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序意》篇文字较长，选录如下：
    “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上撰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
    据上所引不难看出，“是法天地”以行人事，是《序意》篇通篇阐论的基本思想和行为准则，吕不韦期冀以此作为判断“是非可不可”的根本标准，在书中“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为此，他提出“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并以“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为审验标准。
    何谓“天曰顺，顺维生”？我认为“天曰顺”实与“天道圜”义同（《吕氏春秋·孟春纪·圜道》。下凡引《吕氏春秋》只注篇名）。古人“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当赏》），“顺”即指天体、季节、气象等天的运动恒常有秩，“圜周复杂（匝），无所稽留”（《圜道》）。唯其如此，万物方得以生养壮大，这就是“顺维生”了。“地曰固”主要指“地无私载”（《去私》），“地不一利”（《管子·宙合》），兼养万物无所弃绝，各有其类。黄帝古佚书说：“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亚（恶）不匿其请（情），地之稽也”②；又说：“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恶）”（《十六经·果童》）。在这个意义上，“地曰固”与“地道方”义通。《圜道》篇说：“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管子·君臣下》则说：“方者执，执者固”，唐尹知章注：“方而有常，故执而不舍则固”，于此可知意义上的联系。唯其如此，世上万物“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淮南子·泰族训》），这就是“固维宁”之义。
    至于“人曰信，信维听”，“信”并非仅指诚实不欺、“言而有信”的伦理道德（《论语·学而》）。《离俗览》认为，“信”是“国之宝”（《为欲》），“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用民》）同览设《贵信》一篇，论述“信”的功用简直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吕不韦如此看重“信”的功用，与“是法天地”的思想是否冲突？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从道家的老子开始，“信”就首先被视为道及天地自然的恒常规律受到重视，诸子书中多所论说。③《吕氏春秋》只是作了更为深入详尽的阐述，并且与人事纲纪联系了起来，这同样见于《贵信》篇：“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这里的“不信”，指天地自然运动失秩，有悖常规；反之，“信”当然就指恒常有秩，符合常规了。我们由此可知，“天曰顺”、“地曰固”其实都是天地之“信”的具体表现，而“人曰信”正是由此推演而来，是“是法天地”的直接结果。这就要求人事皆当循常道、行常理，正而不失。因此，“人曰信”之“信”，指人事纲纪或者说规律，而诚实不欺之“信”则是这一概念内涵的外延。那么这种人当奉为纲纪的“信”如何实现？所谓常道、常理又用什么标准衡量？显然只能是“是法天地”，以天地之道为人之纪，所以《贵信》说：“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如此则天听祐，民听从，这就是“信维听”了。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考虑，显然，《序意》篇提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不仅会对全书思想内容产生作用，也会对结构建设产生影响，唯有结合起来研究，才可望获得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