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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而言，我对《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基本看法如下：
    《吕氏春秋》的总体结构，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钮，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这以“天地万物，一人之身”的“大同”宇宙观为哲学基础（《有始》，下同）；三者区别的界河，则在于天道、地理、人纪毕竟有别，人之揆天验地也就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以“众耳目口鼻”、“众五谷寒暑”的“众异”思想为理论依据。因此，十二纪按“天曰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而这些规范又往往能从天道、地理中找到根据。这样，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就使得《吕氏春秋》的总体结构具有了严整的系统、鲜明的目的和清晰的格局。
    应当承认，在我对《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探讨过程中，十二纪、八览和六论的篇章组合之数，引起了我的注意，并最终坚定了我对三个结构体系的认识。如前所言，十二纪的篇章组合之数是十二与五，八览是八与八，六论是六与六。这不禁启人疑窦：为什么纪、览、论一定要使用三组不同的数字来规定篇章？如果说纪必须依循十二个月数，难与览、论统一，那为什么览和论的篇章数仍旧不同？这显然不是偶然的随想，而是有意的选择。那么作者为何作此选择？
    原来，在古人心中，自然数字不仅是用以计算的数学符号，还是一种反映和表现内容的形式符号，他们运用时甚为讲究，往往成为论证思想、表现内容的有力工具。这在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战国秦汉时代，尤为如此。董仲舒在论述“天人之学”时，在这方面就不仅有示范表演，也作了理论的解说，这见于《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篇。他说：“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因此，“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这种类比当然是牵强附会的，之所以如此，董仲舒没忘交代理由：“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显然，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用形式上的“数相中”，去证明内容上的“类相应”。在战国时代成书的《黄帝内经》中，也可见到许多这类“人副天数”之例⑨。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首篇，就已经用八、七、五、九、六五个数字与五行、五日、五章五章、五色、五音、四季等等相配，以描摹“天曰顺”的蓝图，可见对这种做法是相当熟悉的。因此，十二纪、八览和六论用三组数字规定结构载体，应当是出于内容的需要。事实的确如此。
    十二纪的结构体系要反映顺应天道的内容，而十二与五，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天数”。“十二”这个数字，常用于天象、天体、天时，如十二次、十二辰、十二宫、十二月等，古人视为天数，易于理解。所以董仲舒说：“十二者岁之度也”，“十二而天数毕”（《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汉书·律历志》也说：“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因此十二纪之数，既是循月数而成，也暗寓天数之义。至于“五”，《汉书·律历志》说：“天之中数五”，根据的是《周易·系辞上》。《系辞上》将一至十的自然数按奇偶分开。认为奇数是天数，偶数是地数。在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中，“五”位居其中，所以被视为天数的代表。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都产于地，古人却偏偏认为“天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对》），恐怕正因为“五”为天数，所以配天。
    八览以八与八组合而“中审之人”，《汉书·律历志》有段文字，简直是专为解惑辨疑所作：“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卦。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应六十四卦…”如果参照《周易·系辞下》所说，伏羲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古人心中，“八”这个数字自八卦始创之日，就与人事关连。《汉书·律历志》这段文字，本为解释十二律中“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所写。而“人统”之律以“八寸”为限，又一次反映了“八”与人事的关系。
    六论以六与六组合，反映效法地道的内容，则是因为“地之中数六”（《汉书·律历志》）。“地之中数六”与“天之中数五”来源相仿，因为在二、四、六、八、十五个偶数之中，“六”位居其中，所以古人视为地数的代表。《黄帝内经》将人之“六府”配地，“说：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灵枢·五脏别论》）；《汉书·律历志》则说“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都是六数配地的具体运用。
    据此可知，《吕氏春秋》纪、览、论三个结构体系分别用三组数字来规定载体，实与内容契合，暗蕴深义。当然，古人心目中天、地、人之数既多，运用时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我想，只要能把握数字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选用哪些数字来反映内容，是自己的自由，吕不韦当然也有选择的权利。
    其实，借助结构的篇章数字反映书籍内容，对《吕氏春秋》而言，既非“前无古人”，亦非“后无来者”。如《黄帝内经》的《素问》、《灵枢》两大部分各有八十一篇、淮南王所以强调《淮南子》只二十篇（《淮南子·要略》）、梁刘勰《新论》规定五十五篇之数等，在我看来都是出于反映内容的需要。限于篇幅，只举《新论》为例。《新论》一书，明人评为“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⑩。其结构甚为奇特。此书十卷，其中卷一、三、六、七和卷九，每卷六篇；其余五卷，每卷五篇，合为五十五篇。这当然是有意设计。如果视六为地数代表、五为天数代表，那么五卷六篇就表示五个地数之义，五卷五篇就表示五个天数之义，这与《周易·系辞上》所说一至十中“天数五、地数五”正相吻合。而且，如果将表示天数的五个“五”相加，是二十五；将表示地数的五个“六”相加，是三十；天地之数相合，是五十五。这又与《周易·系辞上》所说“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11），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正同。这“五十有五”之数，《系辞上》认为“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新论》用之，显然是为了表示其书取舍“九家之学”，包宏天地之道的意思。认识这样的事实，其意义不仅在于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用数字表现和反映内容的作法见而不怪，而且对据此理解《吕氏春秋》三个结构体系的内在规律，并进而把握全书总体结构之要旨，都应当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