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思想理论界和历史学界兴起了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古代中国历史的论战。当时在北平的吕振羽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这场论战。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场论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也看出了论战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原因。他说：“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的重要，已迫切地需要解决”，一些人“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因而使我不能不冒险来尝试”①。他十分清楚论战对手的面目：站在《新生命》派背后的有蒋介石政权；任曙、严灵峰、李季等人背后是托派；胡适等人又是声名赫赫的闻人。以蒋介石侄儿蒋孝先为头子的宪兵第三团正在北平搜捕共产党和革命人士。面对这样一些对手，弄不好会性命难保。然而，作为一个确立了革命人生观的学者，吕振羽将这一切置之度外，以英勇无畏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怀投入了这场政治的也是学术的战斗。
    在学术界，从20年代起，以胡适、顾颉刚等人所倡导的疑古风气盛极一时。正如吕振羽说的，他们“不只把中国史说成支离破碎和漆黑一团，并把它截去一长节，硬说中国的历史只是从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而且一开始就是有阶级制度和国家权力的时代；说商以前的历史，全系儒家的伪托，等等。许多人随声附和，竟形成一股‘疑古’风和‘疑古’派②”。疑古派就是当时的“古史辨”派。他们在反对崇古、信古和辨正史书和史料上，对传统的封建史学与封建主义的批判起了不小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提供了不少信实的材料。但是，他们这种疑古风气却给了人们一种历史不可凭信、历史无规律可寻的错误认识。他们提出的“层垒地造成的古史”说，只是一种传疑的演变规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当时，这种历史的怀疑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客观上产生一种抵制力。不破除人们对疑古派的迷信，不破除胡适的实验主义，人们就不可能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信仰。当时，由于疑古派的影响，对中国原始社会无人敢于问津。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因此，吕振羽说：“我的目的，第一，只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在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其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③。但是，要凿开中国原始社会这个混沌，谈何容易。吕振羽是深知这一点的。他说：“问题是在于历史材料的不充分，和既有材料之难于正确引阐。”古代典籍，极其有限，而且真伪掺杂；地下出土物更加有限，殷墟又多为王室遗物，金石甲骨文字，解释者又大都以《说文》为底本，而《说文》本身就有问题。因此，他认为“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不仅有待于国内之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和对中国近亲各民族之研究，而且有待于我们对中亚细亚作大规模的发掘，以及作语言学、土俗学，人种学等各方面的研究”④。虽然如此，他还是想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将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
    促使吕振羽转向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还和郭沫若有关。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强烈振动。郭沫若在书中，对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轮廊勾画，使人们大开眼界。吕振羽佩服郭沫若的胆识，认为郭沫若的方法是对的。但他又感到，郭沫若在论述中还有不少漏洞。如他对原始社会就几乎没有什么论述，并错误地认为中国历史只从殷代开始，且把殷代看成原始社会末期。吕振羽认为，他还没有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影响。郭沫若书中还把西周作为奴隶社会，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这都使吕振羽不能赞同。同时郭沫若的书，说是古代社会研究，实际只写了从殷代末期到春秋战国。这都促使吕振羽决心把中国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一通盘研究，从古至今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社会史。于是，他仿照郭沫若的体例，写出了一个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的大纲，纠正和补充郭沫若的失误之处。他计划的四卷本中国社会史：第一卷写原始社会，第二卷写殷周社会，第三卷写秦至鸦片战争，第四卷写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他想在两年内完成这一庞大计划。这种宏图大愿充分体现了吕振羽的进取和开拓精神。革命的历史使命感，鼓励他一往无前。他那时就表示：“丹心异代应知我，非贪史社一枝栖。”⑤
    吕振羽转向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时间，确切地说是1932年秋。此前，他未发表过中国古史的文章。他在1962年说：“1932年秋由张家口回北平，闻国民党反动政府北平行营拟逮捕之抗日同盟军人员名单中有我，乃以友人之助潜来济南，就大名湖图书馆钻研古史，于古陶古泉方面得该馆馆长、古陶泉专家王献唐氏教益不少，同时研究了济博等处中外企业情况。”⑥可见，吕振羽这时并未放弃对社会经济的注意，同时又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中国古史。
    促使吕振羽去完成中国历史的宏图大愿，还有他的老师李达。吕振羽对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钦佩。李达在和吕振羽谈到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曾说过：“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又说，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认为应该研究“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姿态、特殊的特征。⑦李达的这种思想，对吕振羽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吕振羽到中国大学开出的第一门课，即是“中国经济史”。他也把自己想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打算向李达倾吐，并征求李达的意见。李达热情鼓励与全力支持吕振羽的这一宏愿。他在为吕振羽写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序言中说：“本书著者吕振羽君，在着手以前，曾提出许多问题来和我商榷，本书写成以后，也经我阅读过一遍。”“我希望吕君继续努力，完成全部著作。”吕振羽本人也曾说：“在我对中国史研究的当中，吾师李鹤鸣先生（即李达），对一般理论上，曾给了我不少的指示。”现在仍健在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说得更明白：“李达先生、吕振羽和我是师生三代人，吕老的关于殷代奴隶制、西周封建论等观点，不少都是从李达先生那里来的。”⑧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动手写作前，吕振羽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他翻阅了当时北平能见到的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书。从他在书中所征引的材料看，来自于古今中外的著作有110种以上。中国古籍中所有关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几乎都被他抄录。他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地下考古发掘情况，除阅读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有关安阳发掘报告，还阅读了王国维、郭沫若、李济、董作宾、薛尚功、安迪生、徐中舒等人关于金石甲骨的研究文字，翻阅了周口店、鄂尔多斯、龙山、安阳等地的考古资料。此外，他还得到了山东图书馆馆长古陶泉专家王献唐先生的帮助，看到了山东图书馆所藏历代遗物与出土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