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吕振羽在这本书中的几个重要方面，都为我们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他为我们描画了我国原始社会初期原始人群的生动图画；指出“有巢氏”、“燧人氏”、“庖牺氏”只不过是我们祖先原始人群的神化。此外，吕振羽还对一贯被人们目为“荒诞不经”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把掺杂在里面的带有阶级社会意识的东西剔了出去，显示出了“人类从兽类蜕化出来的形迹”。他认为《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部落团体的“一位年老主事者”；“小人国”、“是一个小人阶级——幼年人阶级”，是部落集团中的一个少年团体；“女子国”，那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写真”；“丈夫国”那是“男系代替了母系”。在婚姻关系上，“大荒经”“是杂交的说明”；“海内经”是对偶婚的说明；“大荒南经”则“说明了母系本位”。因此他认为，“《山海经》所暗示的时代，包括着全野蛮时代和开化时代的一部分”。（31）而《穆天子传》，吕振羽特别注意研究了书中的“赠献”、“赏赐”和“交换”。他认为《穆天子传》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除所谓‘西王母之国’还在野蛮状态外，其他河宗氏等各氏族，大抵都有很繁盛的畜牧业，并已知道用铜器”。这是“经过开化初期而到了中期甚而晚期时代的传说”。（33）
    吕振羽认为，中国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图腾制度”。他列举了古籍记载中上百种以动物或无生物为姓氏的氏族。说明它暗示了中国远古图腾制的存在。他举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淳化鸟、兽、虫、蛾”说：“我认为这是历史的一种最重要的传说。如果所说的鸟、兽、虫、蛾，不是代表氏族的名称，易言之，不是属于有人格的‘人’的方面的内容，‘黄帝’有什么‘淳化’它们的必要呢？即便是‘其神如天’的‘黄帝’，又怎能去‘淳化’它们呢？”（34）吕振羽的这一问，真可谓震聋发瞆。他还认为，图腾不仅是氏族成员的共同名称，也是氏族成员各人的名称。“到后来便渐次为个人的名称或地名所代替了”。所谓“太古至德之世以物纪，至尧舜以法纪，降及后世，以人或地纪”，（35）就是说的这种情形。
    其次，吕振羽从“尧、舜、禹”的传说中揭示了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他认为尧、舜、禹皆“感天而生”、“圣人皆无父”的神话，“无疑是母系时代的传说。”尧从母所居，舜生于姚墟，故姓姚氏。这都说明他们从母姓。“判妻，入子”和“嫁子”等的记载，说明了男子出嫁。舜宾赘于尧之二女，禹娶于{K1AA19.jpg}山氏，并常会诸侯于{K1AA19.jpg}山，说明了他们都是住在妻族中。父子不同姓，兄弟不同姓。如鲧为崇氏，而禹为{K1AA19.jpg}山氏；尧为陶唐氏，而丹朱为有扈氏；舜为虞氏，而均为商氏；舜为有虞氏，而其弟象为有庳氏，舜之子孙又分为十二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只二人。吕振羽认为，这些不仅说明男子出嫁，而且说明了男子可以各自出嫁，不必集团出嫁。这就是母系氏族时期对偶婚的特色。他不同意郭沫若所说的舜和象共妻娥皇、女英，是实行的“彭那鲁亚婚姻制度”。他认为只有用对偶婚才能说明，即舜是娥皇、女英主要的夫，娥皇、女英是舜的主要的妻；舜还有四妃，娥皇、女英还有次夫象等。（36）
    吕振羽还认为，在尧、舜、禹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实行的是“部族联合的民主制度”。郭沫若判定尧、舜、禹时“都是二头政长”，吕振羽认为这是郭沫若的“创见”。但是，他认为不应该说是“二头政长”，而是“二头军务总司令官”。因为他们的主要职务是打仗，是征“蛮夷”，平“三苗”。他们的职位不是禅让，而是通过民主选举得到继承；舜也并非继承尧的位置，而是继承了挚的位置；禹也并非继承舜的位置，而是继承了尧；舜死了之后，通过选举由益来继承的（38）。
    吕振羽还考察了各种传说中关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演进，以及人们如何借以获得生活资料。他认为，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太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如何逐步发明了工具而征服自然。他们虽然都把工具和生产上的发明创造归功于某个神化的人，实质上它是社会自身演进的必然产物。他认为，从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禹”的时代，新石器普遍在使用，制陶术已被发明，畜牧业虽未繁盛但已开始，并且已知道种植，因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从尧、舜、禹还参加劳动的情况看，当时是氏族共产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也都自己从事劳动，不劳而食的人不容存在，物质生活上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
    第三，吕振羽通过对神话传说的考察，认为“夏代”乃是一个男系氏族社会。他首先指出“夏禹传子”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没有传子的习惯。“启杀益”是“旧秩序和新秩序的斗争”，是社会“由母系转到男系”的反映。有扈氏起兵反对启，启又把他消灭了。于是男系世系才被奠定。甲骨文关于夏代世系的记载，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吕振羽又进一步认为，完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是建筑在夏代已能“服牛”、“乘马”、“造车”和已知道制铜的基础上。它已进入了“金石器时代”。畜牧相当繁盛，肉食已成为主要的食物。农业已经发生。而且文献中的记载，表明存在着使用奴隶的可能，甚至有买卖妇女的事，财产的私有也开始了。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方面，他认为酋长还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仍是两头制。后羿就是和太康、仲康、相，同时并列的两头。不过，夏氏的男系酋长世袭权是被肯定下来了。
    吕振羽认为，夏代基本上仍是对偶婚，（37）只有到夏桀时，“才有点家长制家系的形迹”。夏后期，居住在城堡内的人员，已经不是纯粹本氏族的成员，已有了外来人、经商者。他认为，从《逸周书·殷祝解》和《尚书·商书·汤浩》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血缘氏族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变形迹。（38）夏朝末期，田园农业发展了，刺激了对土地占有的要求，因而常引发部落或氏族之间的战争。由于青铜器的发明，商族生产力这时获得巨大的进步。“从而存在于旧社会胎内的历史的新因素的成长，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了社会生产力之发展的桎梏，使其发展不能不由连续而趋于中断，因而构成这一历史时期之历史的大飞跃的时代，发生社会本身之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便由原始共产制走上了奴隶制。这就是儒家所艳称的“汤武革命”中的《汤革夏命》。“汤”完成了奴隶制度的社会革命，“武”则完成了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39）
    第四，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吕振羽还对中国的人种来源，夏、商两族做了一个考证。他认为夏族在商以前是支配黄河上游的一个大族，周族是夏族的一个支派，齐、吕、申、许都是周的苗裔。楚、越也是夏族的一个支系。吴则为周的支系。匈奴、诸戎也是夏的苗裔。关于商族，他认为，“商族应该是由东向西发展的”，商、周是两个不同族系的集团。商族在“相土”时就与海洋为邻，黄河下游的“东土”就是商族历久盘踞的区域。他推断：“古代中国的民族，大抵不外是一个从西来的夏族和一个从东来的商族，这便是中国的民族主要来源。”（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