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貌”，董仲舒说：“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王诚能内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肃矣。”《汉书·五行志》说：“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总之，行己处事当恭敬慎惧，是“貌”的要求。据此以观，《慎大览》主题近之。《慎大览》的《慎大》、《下贤》、《报更》三篇，或言“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惧事”能“持胜”之理；或言人主欲得贤士，必须“去其帝王之色”，“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甚至要人主“与天下之贤者为徒”，其与“貌”事相合，显而易见。另外五篇反映主题虽非直接易见，但仍有内在联系。《权勋》一篇，论说“利不可两，忠不可兼”，务求去小利、小忠。然而贪图小利、小忠，与嗜欲蔽目、忘乎所以不知戒惧有关，所以在刘向《说苑·敬慎》篇中，可见同样的论旨、用语甚至事例。《敬慎》篇总结说：“修身正行，不可不慎”，“嗜欲使行亏。”这就显现出《权勋》主旨与“貌”的关系。其余《顺说》、《不广》、《贵因》、《察今》四篇，都围绕“因”的概念作文章，或言因人、因势，或言因时，因民。“因”者顺也；“顺”首先要有敬慎之心，否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顺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刘向在论说敬慎“五本”时说：“能治敬以助天时，凶命不至而祸不来。”
    关于“听”，《伪孔传》说：“察是非”；董仲舒说：“聪者，能闻事而审其意也”；“谋者，谋事也；王者聪则闻事与臣下谋之，故事无失谋矣。”《汉书·五行志》则说：“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这其实都是说听治统治之术。据此观之，《审分览》主题近之。其中《审分》、《勿躬》、《知度》三篇，要言政事委诸百官，人主“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具体做法是“按其实而审其名”，“听其言而察其类”，“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等等；《不二》《执一》二篇意义相贯，认为百家学说各异，“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应当“执一”以正；《任数》篇实则主张耳目心三官任术因时以行其职。此六篇不离听治之旨，其义甚明。《君守》篇倡言君道“必静”，“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实则论说听而“聪”的主观条件，所以《管子·九守》篇“主听”一节，就有类似的论述⑦；《慎势》篇则论说藉势行权的思想，涉及“听”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实则是听而“聪”的客观条件。因此，《审分览》八篇所言人君统治术，实以“听得而事得”为宗旨，皆与“听”事有关。
    “五事”之末“思曰睿”，《伪孔传》说“必通于微”；董仲舒所引的“睿”皆作“容”，说：“容者言无不容”，“王者心宽大、无不容则圣，能施设役事各得其宜也。”《汉书·五行志》也释“睿（同“睿”）”为“宽”，不过其意指君上“宽大包容臣下”，似较董说狭窄。据此而观，《恃君览》主题近之。其中《恃君》、《长利》二篇，言君道以“利而物（勿）利”为本，“虑天下之长利”而不私利一己和子孙，这当然就要有“宽大无不容”之心；《知分》篇标榜“达乎死生之分”，“不以感私伤神”，亦以“心宽大”为基；《达郁》认为唯有“豪士与忠臣”，“敢直言而决郁塞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正是“宽大包容臣下”之义；《行论》篇要人主以国事为重，必要时以宽大之心容垢忍辱；《骄恣》篇指责“亡国之主”“自智”、“轻物”，正所谓“居上不宽”（《汉书·五行志》），不能容物。此外，《召类》篇言祸福为人自诏，虽与“思”事无关，却是承前接言行事之不同结果：《观表》篇言“审微表”以“先知”，与“宽大”之义无关，却与《伪孔传》“必通于微”之说相通。因此，《恃君览》所言，大体与“思”有关。
    据上所析，《吕氏春秋》中的五览，主题大体相当《洪范》“五事”。这表明八览的结构建设，应当是参照了《洪范》“五事”。当然，参照不是照搬，因此，五览的某些内容，容或与“五事”稍异；而“五事”的划分，也许未囊括八览的全部主题。究其原因，大概因为在战国晚期“五事”的分类与内容都还未象汉代那样最终形成一种公认的凝固形态，时人不免以意增向。但“五事”从人的生理功能、反应着眼将人事诸方面归纳分类的做法，无疑给八览的主题划分很大启发，这即便不是《洪范》的创造，至少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吕氏春秋》中类似的分类屡见不鲜，诸如耳目口鼻（《贵生》）、耳目口心（《情欲》）、视听虑（《序意》）、体目耳口志（《孝行》，类似“五事”分类）、“气志视听动作”（《乐成》）、“容貌音声”、“行步气志”等（《精谕》）。这就启发我们在探究其余三览主题时，应当参照《吕览》的分类。
    在《孝行览》中，首篇《孝行》言“务人”治天下，以孝为本；次篇《本味》言“必先知道”、“为天子”，方能“至味具”，都以修身砺节为宗。其余六篇要言行事、成功须遇贤主、待天时，但仍将修身砺节视为遇人、待时的先决条件。因此，此览主题或可归为“气志”之属。这不仅因为修身砺节，本来就是情操、志趣方面的问题，而且因为在《吕氏春秋》修身砺节以求遇人、待时的论说中，还渗透着“类固相召，气同则合”的道理（《应同》，又见《召类》）。《离俗览》八篇，则大体围绕缘理义以定行止的问题展开论说。《离俗》、《高义》二篇，赞赏君子“动必缘义，行必诚义”，高洁异俗；《上德》、《用民》、《适威》三篇，言治国行事，德义为上，“其次以赏罚”；《为欲》篇主张以义正欲，“行义”以“得欲”；《贵信》篇阐述行必以理，必由道；《举难》篇则要求“责人以人，自责则以义。”依照《吕览》的分类，或可归为“动作”、“行步”之属，亦即《管子》所言“足有履”之列（《白心》）。
    最后谈谈《有始览》。此览与众不同，很难以人事某一方面概括，颇似八览总纲。这主要因为：第一，《有始篇》集中体现了诸览分类构建的思想基础；第二，其余六篇与相应各览在内容上有所关连。首篇《有始》，虽以“天地有始”发论，但却鲜言天地始生的原因、过程，着重阐述的是天地已成的“殊形殊能异宜”，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及九山、九塞、九薮、八风、六川之类。这充分显露出作者对万物“众异”的特质，具有足够的重视，并期望运用分门别类的方法，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依据篇中“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的说明，阐明天地自然“众异”，实质上也就揭示出人的生理功能、反应和人事行为必然“众异”，这同样需要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才能使之系统和条理化。而“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一语，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这种由自然到人类的观览，必然发生，这大概正是八览以“览”为名的由来。因此我认为，作为诸览诸篇之始，《有始篇》如此不吝言辞，分类规划天地自然之“众异”，其潜在目的是为其余七览分类规划人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而以天地自然之理推导人事，本是吕不韦和《吕览》的一贯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