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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重点地考察了黄宗羲史学思想的几个积极方面。但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落后陈旧之处。例如，在治史的目的和方法方面，他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社会儒家教条的束缚。实际上他也超越不出封建经学的藩篱，还是以孔子及六经作为观察、判断、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唯一标准。他很崇尚前期儒家经学，根本不敢对其进行私毫改造，他还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来作为自己治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他自己口口声声强调“受业者必先穷经”，说明他并未能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由于他青壮年时代生活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十七世纪，传统的“华夷之辩”观点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这种民族观念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自有其进步性的一面，里面包含着一定的爱国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但这种观念反映到作为史学家的黄宗羲头脑中时，必然对其史学思想产生某些偏颇之处，给其史学实践活动带来消极因素。他用这种观念去评价历史著作时，就难免有片面性。例如他对唐修《晋书》就极为不满。因为《晋书》把西晋末年以来的北方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作为载记列在书后，这在他看来，极不合史体，有伤大雅。他反对正统史学乱分帝纪、世家的体裁。他把“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归咎于“后之作史者”。认为如果这样，还“不如无史之为愈也”（30）。他认为《晋书》对同一四夷，“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不合理。他认为“传”是人臣的传记，“纪”是人君的传记。《晋书》把夷狄写成载记在他看来实不合史体。他认为五代之君与十国之君没什么两样。而作史者却有不同的对待：对五代之君“与于篡弑者”则尊为“帝”，对“守其疆土者”，则降为“世家”。“夫纪者犹言乎统云尔”（31），只要被尊为“帝”，为“帝纪”，就把割据的天下当作一统的天下，把各自称帝的君强分为君臣，这都是不合乎事实的。由于他反对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因而他就对《晋书》的撰修体例深有微辞。还不仅于此。他还要重修《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他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也够严重了。他一向重视宋明史的研究，准备重修《宋史》，但未成功，仅存丛目补遗三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黄宗羲要重修《宋史》的动机。因为他对元修《宋史》不满意，所以他要用他的历史观作为指导思想重修一部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