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
    黄宗羲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虽然在历史观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循环论倾向和复古思想，但他治史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总结“天下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比较注重现实，其史学思想是值得重视的。同时，他的治史思想也是具有他个人的特色的。他的丰富的治史思想表现为下述几方面。
    首先，他主张治史要“经世致用”，合学问与事功为一。注重现实，提倡经世致用，匡时救世，可以说是明末清初一代进步思想家所共有的一个特征。明末东林党首领顾宪成就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12）顾炎武也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已矣。”（13）黄宗羲坚持反对明末士人那种“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的风气，他要匡时救世，要对社会进行改造。他指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14）他反对空谈，痛恨做学问脱离实际。为此，他深刻地揭露明末理学的空疏无用，无补于事。他说：“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辞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15）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腐朽学风，才造成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6）的悲残结局因此，他力求务实，认为学问必须经世，必须以前人的社会实践经验与教训为基础。他主张尊经，强调“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17）认为“文章不本之经术，非矜《集注》为秘录。则援作用为轲传。”（18）他高声疾呼：“经史，才之薮泽”（19），“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20）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把穷经与治史结合起来，经史贯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务实、经世，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经史结合，学问与事功统一，是黄宗羲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次，提倡治史要独立思考，善于怀疑。这种治史精神实际上是从其师刘宗周那里继承过来的。刘宗周治学，力主“慎独”之说，这里面就蕴含着强调独立思考的思想。刘宗周说：“古人成说如琴谱，要合拍须自家弹。”“舍吾心而求圣贤之心，一似沿门持钵无益贫儿。”黄宗羲提倡独立思考的思想比其师还深刻。表现在他的史学实践活动中，就是他善于怀疑。通过怀疑发现问题，然后再进行细致的考证，探明史事真相。他自己曾表露过这种善疑的思想。他说：“余老而矢学，群疑填膈，方欲求海内君子而质之，又何以待质。”（21）“群疑填膈”，说明他老而学问更精于成熟，对许多问题都有个人的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求海内君子而质之”，又说明他善于下学，广求师友，上下求索，有开拓精神。由于他善于独立思考，对任何问题都抱着一种怀疑的眼光，不轻易相信，这就使他非常重视考证历史事实的真伪。他有不少考史的精彩文章。这里试举一例，以资说明，如他考证孔子生卒年月，就是为了纠正明初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辩》一文中的错误。宋濂相信《春秋谷梁传》、《公羊传》的说法，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已酉十月庚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黄宗羲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然以某考之，则不能无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乙丑孔丘卒。此出于门弟子所书，岁月无可复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为七十三岁。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见于《史记》。《家语》之终记曰：寝疾七日而终时年七十三矣。杜预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谱》、《祖庭记》无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则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无疑也。”（22）他还根据孔子弟子颜渊等的生卒年岁来批驳宋濂的错误。这篇虽仅千余字左右却解决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他是善于怀疑而导致的考证成果。
    再次，黄宗羲特别倡导学术民主，贵独断之学。他写了许多史学著作，其中《明儒学案》是他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在这一著作的《自序》和《凡例》中，体现出了他治史倡导学术民主贵独断之学的可贵思想。他在《自序》里提出了一个很鲜明的概念叫作“殊途百虑之学”。这种话原出自《易传》。该书就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样一句话。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学术见解，即所谓“一本而万殊”。治学者必须穷“此心之万殊”，不能以一家之是非为是非。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还说：“古之君子……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在《凡例》中又说：“学问之道，以各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通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他认为每一家只要他能成为一家之言，有他个人的宗旨，我们就要弄清楚他这个宗旨。各人的学说不一样，宗旨也就必然不同。不管是一偏之见也好，相反之论也好，这都无关大局，只要他有个人的真知灼见，就应该予以重视，“依样葫芦者”，是人云亦云，没什么研究价值。但“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确是独创性的见解，是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得来的。对这“一偏之见”、“相反之论”，却要“著眼理会”，不能随便放过。这就是他所说的“殊途百虑之学”。这表明他具有倡导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的精神，反对依样画葫芦，毫无己见。正是在这样的治史思想指导下，他以宽阔的胸怀，把有明一代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尽量都收进他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中，并给予他们适当评价，使其在明代思想史中占有一定地位。他这样主张，在自己的史学实践活动中也是这样做的。
    最后，黄宗羲主张治史要据事直书，“寓褒贬于史”。中国古代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大多数史家都主张作史要据事直书，反对隐恶扬善，反对为尊者、贤者讳。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更主张作史者要秉笔“直书”“实录”，反对歪曲历史。他在《史通》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提倡“直书”的传统，并把“直书”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黄宗羲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认为要使史书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就必须如实记载，不能任情褒贬。他指出：“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还说：“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孟子所谓‘乱臣贼子惧’，不须以地狱蛇足其后也。”（23）在他看来，如果作史者能坚持善恶必书，是能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的。他对各体史书应怎样进行褒贬，也都有个人的独到之见。例如，他认为“列传”体必须贯彻“善善恶恶”的原则，而“言行录”则应该记载那些品德高尚、能成为后世楷模的人的言行（21）；就是地方志，虽与正史不同，也都应该寓以褒贬。他说：“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例也。”（25）即使是碑铭传状，也应如此。他还认为作史者应该有乘传之求，要广泛搜集资料，不能仅据少数残缺之书。他说：“夫作史者无乘传之求，州郡鲜上计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26）要做到善恶必书，褒贬得当，就要有可信的史料，不能轻信一般的记载。为此，他认为野史、郡县之志、氏族之谱，都不可轻信。他指出：“以余观之，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郡县之志，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孙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贿赂，继之啁喝，董狐南史之笔，岂忍弹雀！氏族之谱，无论高门悬簿，各有遗书。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牴牾正史，徒诒众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27）这种批评真是切中要害。地方志和族谱之类史籍，诚然对于历史研究有较高史料价值，是一个资料宝库，但由于历代修方志和族谱之类书的作者并不都是经过专门史学训练的史家，有的根本不懂怎样修史，也有的不能如实记载某地区的历史事实。至于族谱、家谱之类的书，有意歪曲史实的真象，更是俯拾皆是。因此对这类史料应该仔细鉴别，定其真伪。黄宗羲对方志与族谱之类的史料取这种分析态度，确是有独到之处。这是他对史料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明实录，他认为也有不可信之处：“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盖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28）既然这些野史稗乘之作不可轻信，那就必须进行一番考证辨伪工作。他认为诗既有史料价值，为此，他提出了以诗补史的观点，但诗也有真伪之别，应该加以辨析。至于伪书更应认真辨别。他痛切指出：“近日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冬心诗颂其功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绶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溢，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纤儿细笔。此录出庶几收廓清之功矣。”（29）其不可轻信如此。就是所谓正史，他认为同样有错误作伪之处。在《破邪论》一文中他写了《唐书》一条子以辨析，还写了《辨野史》一文。黄宗羲治史，倡导据事直书，重褒贬，重征实，不轻信伪书的客观态度，是他史学思想的又一大特色，是值得后人继承学习的，也是他留下的一笔宝贵史学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