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作《货殖传》，基本上取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但他对治生并不感兴趣，对司马迁有关治生的话几乎都删去了。例如，司马迁写以本致富若干就能与千户侯等，前后各有一段关于治生的总结、肯定性文字，前面讲：“谚曰‘百里不饭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后面讲：“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这两段重要的话是讲，善治生者，就能其乐无穷，不善治生者，只好长处贫贱；而治生有其经验可取、规律可寻。班固对这些重要的治生之道视而不见，略而不取，而津津乐道的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礼教。他在其传一开头就提出小大贱贵不得僭越，认为：“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K1A810.jpg}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按班固主张的这一套，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安分守纪，不要有任何非份之想，不要去追求富利，因而也无须要谈什么治生之道，只好任其贫富，甘心守穷。这实际上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讲话，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这种重等级、重礼谊的儒家耻言利思想与司马迁的重治生、重财利的经济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可见，同是为货殖作传，其宗旨迥异：一个是重货殖而倡导生财求利；一个则是用礼义束缚货殖，主张去利存谊，两种经济思想背道而驰。
    三、叙民生，迁主因欲奔富而固重寡欲守贫
    民生，是任何时代的社会基本问题，司马迁对此十分注意。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批评汉武帝与民争利，使人民不得安心生产，形成“民偷甘衣好食，不事富藏之产业”的状况；在《货殖列传》中认为人人都有求富欲望，人人都要求货益财，人人都不会白白地把财富让给别人。这种欲望推动人们不惜一切地去追求财富。司马迁有一段倜傥奔放的言论，认为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在野隐士，无论是在军壮士还是闾巷少年，无论是赵女郑姬还是游闲公子，无论是渔猎方技还是农工商贾，都是“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这和管子的自利论是相一致的。管子云：“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⑨在司马迁看来，欲和利是连在一起的，有欲就得求利，求利就能奔富，跨入富者行列，因此，要因民所欲，让民求利，鼓励致富，要让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要“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并进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一定道义的。
    班固作《货殖传》，对这些有关民生的话都删去了，所持的观点却相反，要人们寡欲守贫。他写道：“《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从这段话中看出，班固主张四业不得杂处，这样，即使人们对其它行业有追求从事的欲望，但因并非己之所能而放弃，这样把人们各自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其求货益财的欲望处于抑制状态，这和老子所主张的去智去欲的倒退观点倒是很相通的，与司马迁的因欲求富的经济思想却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班固还对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冲破礼教束缚而追求财富的情况大为不满，认为，“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班固对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求财富而大声疾呼，认为是礼坏教坠，贫富不均，而贫者是守道循礼，富者是饰作越轨。在班固看来，这是世风日下，而要用礼义来匡正。总之，在对待民生问题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认为人民有欲、趋利，要采取相应措施，让人们尽情地去追求财富，而成为富翁；班固的经济思想则宣扬寡欲，对人民的求富之欲要用封建礼义来约束，以安贫乐道，与世无争。
    四、传巨富，迁彰贤德才能而固斥败俗伤化
    马班二人在为货殖作的传中，都写了巨富的事迹，而二人对巨富者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先举三例说明。
    写范蠡经商致富：
    《史记》：……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汉书》：……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而再散分与贫友昆弟。……故言富者称陶朱。
    从对比中看出，班固抄录《史记》而删去了“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以及“皆”、“公”二字。这样一改，司马迁那种赞叹褒扬的感情色彩全无。司马迁赞其富好行德，是说致富者是有良好的道德，班固删去，变成机械的记录，对此并不欣赏，至少是不感兴趣。后一句删去二字，削减了对范蠡的尊重、推崇之意。可见，写范蠡，司马迁借其事迹以彰其德；而班固仅仅记其事。
    写乌氏倮、巴寡妇清致富，司马迁写了二人的致富事迹后，加了一段感叹的语言：“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班固写此二人的事迹，删去了土引的一段话，对司马迁肯定富的作用，以至富能提高政治地位，富能显名天下，并不感兴趣，而其主要观点是要用礼谊来约束人民求富。对此，李景星认为，《汉书·货殖传》中的“《乌氏赢传》以‘求奇物献戎王’为主，《巴寡妇清传》以‘擅利守业’为主。惟于《史记》中‘倮鄙人牧长’数句删去，少减风神，然细思之，亦不得不如此也”。⑩其意是说，按照班固的经济思想观点，这几句是该删的。可见，写倮、清，司马迁写其富得名位，班固仍是只叙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