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浙江古民族文化的结晶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不仅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浙江古民族的兴亡史，而且还集中反映了浙江古民族的优秀文化，二书在这方面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二书反映了浙江古民族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从二书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农业已相当发达。《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提到越的农事：“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说明农作物品种已很多了。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如“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等。在《越绝书》中还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农事与农时、以及气候变化的关系，如“四时不正，则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谷不登。”（《枕中》）
    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越绝书·记地传》所载的鸡山、豕山等，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牧场；目鱼池是当时重要的淡水鱼场；麻林山和葛山是纺织工业基地；船宫为造船工业基地；姑中山、锡山、六山等是冶金工业基地。特别是《外传记宝剑》篇记载了欧冶子、干将二人为越王铸了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五口宝剑，又为楚王铸了龙渊、泰阿、工布三口宝剑，都是锋利无比。这个记载为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商品经济、商品交换也很发达。《越绝书·计倪》记载当时的货物流通交换情况：“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之户曰忝，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扩，比疏食，故无贾；辛货之户曰菓，比疏食，无贾；壬、癸无货。”还记载了浙江先民对农商关系的看法，计倪云：“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认为应该农商兼顾，彼此互利，这是浙江先民早期商品经济观念的反映。
    第二，反映了浙江古民族的城市、建筑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情况。《越绝书》的《记吴地传》和《记地传》两篇对吴越两国的都城、宫殿、陵墓、交通道路等的记载非常详细具体。其中有一条记秦始皇所造道路云：“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有人认为反映了当时疏凿的河道已和今钱塘江沟通，可见我国历史上关于整治江南运河的记载，实际上比一般认为的隋代还可提前八个世纪（陈桥驿文）。《吴越春秋》中也记载了吴越二国相继筑造的许多城邑，如对范蠡筑小城（今绍兴）的记载相当详细。在《阖闾内传》中还提出了“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的城市建筑布局原则，其意义深远。《勾践伐吴外传》还有“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习流三千人”等有关海陆交通方面的记载。
    第三，是浙江古民族军事思想、军事知识的结晶。由于二书主要记述吴越争霸史事，故书中有大量的战争描述，从中反映出古代的战略、战术、兵法等军事思想和军事知识。如《越绝书·计倪内经》论备战的重要性：“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饥馑不可以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亦云：“夫兴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厉其甲兵。”两书还各自记载了文种进勾践的伐吴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稿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这是古代军事思想的杰出反映。此外《越绝书·军气篇》还从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论述了战争胜负的道理；而《纪策考》、《陈成恒》、《宝剑》、《荆平王》诸篇，还直接论述了战守、兵法等重要问题。后人称《越绝书》为“复仇之书”、“多阴谋诡计”、“原系兵家之书”等，是不无道理的。二书不仅是浙江古民族军事思想、军事知识的结晶，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代表了浙江古民族史学的发展水平。《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出现于《史记》、《汉书》之间，远早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史学名著，足以代表浙江古民族史学的发展水平。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具有意义。如《越绝书》作者曾多次表白自己撰此书目的是为了继承孔子作《春秋》之义，“求监前史”，“因事类，以晓后世，著善为诚，讥恶为诫”，“温古知新，……以喻来今”。《吴越春秋》的创作亦是如此，明钱福与序此书云：“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以掌记时事，若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者是也。《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读其书，论其世，能不少动于衷者。”这是对孔子所创立的“鉴戒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从而表明，浙江古代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一样，走上了以“惩恶劝善”为目的鉴戒史学道路。这种鉴戒史学思想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更成为“经世”史学思想的滥觞。宋元明清时期，浙江形成的浙东史学流派，其“经世致用”思想便是“鉴戒”史学发展演变的产物。
    此外，二书对浙江古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人情、生活方式，以及谶纬迷信图腾崇拜等社会风尚也有集中的反映。
    综上可见，二书所反映的浙江古民族文化，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其它文献所不可比拟的。其在浙江文化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附言：本文在论述过程中，部分吸取了以下作者文章的成果，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为节省篇幅，文中不复一一另注。陈桥驿：《点校本越绝书序》，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越绝书》卷首、《〈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载《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梁宗华：《现行十卷本〈吴越春秋〉考识》，载《东岳论丛》1988年第1期；曹林娣：《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