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保守或者一般的守旧思想，休·塞西尔在《保守主义》中明确指出：“天然的守旧思 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宁可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这种心 理，根深蒂固地存在几乎一切人的心中。”[7]（P3）对于帕麦斯顿而言，这种保守倾向或许 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而由于他晚年所处的特殊地位，也更为引人注目一些。但无论如何， 就其最终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归属而言，帕麦斯顿仍然应归入自由主义的行列。不妨说，帕麦 斯顿是自由主义阵营内的保守派，抑或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 实是，当德比和迪斯雷利在1852年热忱欢迎帕麦斯顿重返保守党阵营时，帕麦斯顿的保守倾 向使这种回归看似不成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是帕麦斯顿并未背弃他从30年代就开始追随的辉 格党[3]（P40）。就19世纪的情形而言，不论辉格党在格拉斯顿时代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趋于严 重保守，但自30年代大改革以来至格拉斯顿之前的60年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却始终 是与辉格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更进一步地说，辉格传统也是英国自由主义一个不容忽视的 重要组成部分[3]（P44）。帕麦斯顿在拒绝重返保守党时这样说道：“为辉格党工作了22年， 如果说正是与他们合作让我赢得了一点政治声誉的话，那么要我投奔到对立的阵营，对我来 说，完全不是一件快意的事。”[4]（P134）由此可见，帕麦斯顿在主观上更倾向于代表自由 主义的辉格党，选择辉格党作为自己最终的政治归属，并不意味着帕麦斯顿不再是保守的， 但至少表明，他不愿让自己的保守倾向成为他本人公开的、压倒性的政治标识。
    帕麦斯顿作为保守的自由派，不仅在于他在政治上认同于辉格党，更在于他在奠定自由党 这一自由主义政治组织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自由主义组织的焕散，到19世纪50年代已是有目 共睹，包括辉格派、皮尔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内的自由主义进步力量，不仅彼此独立、各 立门户，更有甚者，其内部如辉格派和激进派的对立与相互攻讦并不亚于它们与保守党之间 的冲突[3]（P36）。自由主义各派之间的大联合已为所有各派深切感受到，是否能将自由主义 诸派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议会政党，不仅关系到现实的党派利益，同时也关系到自由主义进步 事业的成败和未来。安格斯·霍金斯（Angus Hawkins）指出：帕麦斯顿的最高成就“是把汇 集在他的内阁中的各种因素调整为一个持久的政治结合体”，“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的自由 党是在帕麦斯顿的领导下开始定型的。”[5]（P78）威利斯厅会议和1859年帕麦斯顿内阁的形 成，已普遍被人们视为英国自由党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帕麦斯顿第二届政府时期，自由党首先在议会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非保守党议员（non-Conservative）愈来愈多地使用“自由主义的”（Liberal）一词来描述自 己的政党归属。1859-1865年间，仅有7%的非保守党议员不使用“自由主义的”一词来指称 自己的政治身份，其中有9名议员自称辉格派，另有22名议员称他们是激进改革派[5]（P84） 。因此，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与分歧，1859年之后，“自由主义的”这一术语，已成为当时人 们广泛接受的政党名称，在它的名下，以前的非保守党人开始一致行动。
    自由党在议会内的形成与发展，也使它得以在60年代超越威斯敏斯特，成为议会外范围广 泛的各种组织与团体寄托政治抱负的中心。“自由党向进步的贵族、雄心勃勃的工业家，寻 求投票权的工匠和劳工积极分子呼吁，它也向高教会派教徒和非国教徒们发出呼吁。”[5]（ P85）总之，它已不再局限于议会一隅，开始和地方上的各类人群对话，向议会外的社会大众 发展。自由党赢得了一些全国性组织如非国教徒的“解放协会”和“大英联盟”的大力支持 [5]（P85）。与此同时，自由党的出现，使60年代开始大量涌现的廉价报纸，有了明确的追随 对象，而大多数报纸因此能够宣称其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党的。其中包括全国性的 报纸，如《每日纪事报》、《每日新闻》以及伦敦的晚报如《星报》、《太阳报》，还有其 它地方性报纸如《伯明翰每日邮报》、《哈里法克斯信使报》、《里兹信使报》、《曼彻斯 特卫报》等等一大批报纸[5]（P85）。在大众社会日益临近的时代，新闻舆论对自由主义理念 的传播与渗透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自由党在议会内外的进展并非完全归功于帕麦斯顿，但是，诚如S.J.李所说：帕麦 斯顿第二届政府时期自由主义各派从政治联合向政党组织的发展，“倘若缺少帕麦斯顿所提 供的稳定的领导权，则是否能取得这种进展就大可置疑了。”[4]（P135）这意味着，正是帕 麦斯顿政府的长期存在和帕麦斯顿领导地位的持续稳定，才保证了自由主义各派持续地、日 益紧密地凝成为一个整体。
    帕麦斯顿在成为自由党的领袖，尤其是在凝聚、整合自由党内各路精英的过程中，也的确 展示了他在政治策略及其性格上的一些过人之处。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政府的广泛的包容性， 这同他漫不经心的随和性格和宽容大度是分不开的。1859年的帕麦斯顿政府被当时的人们视 为奇怪的组合，科布登称之为“各种不同见解的联合”[3]（P46）。关于这一点，帕麦斯顿后 来解释说：“基于不同的原则，由更大范围的诸政治党派参与以重建政府，这在1859年是必 要之举。”[5]（P79）作为自由主义政党统一的象征，帕麦斯顿内阁汇聚了诸派精英，尤其是 ，激进派在科布登拒绝应邀入阁之后，M.吉布森（Milner Gibson）和维利尔斯（C.P.Villiers ） 被先后延揽入阁，此乃帕麦斯顿政府真正不同凡响之处，也是一向与激进改革派恶意相向的 帕麦斯顿显示其保守亦不排斥进步的成功之举。
    帕麦斯顿的宽容与温和使得他能明智而适时地作出妥协甚至让步，这一点，在处理与财政 大臣格拉斯顿以及激进派的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削减财政开支问题上，帕麦斯顿一度 曾坚决反对，但经过格拉斯顿的努力，“1861-1866年间，尽管发生了通货膨胀，格拉斯顿 仍将公共开支减少了约10%。”而在与财政开支密切相关的军备和对外政策问题上，帕麦斯 顿差不多完全成了科布登的和平与不干涉主义的俘虏。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3年沙 皇出兵镇压波兰起义、1864年俾斯麦对丹麦的战争，在这些事件上帕麦斯顿政府基本上持中 立与不干涉立场，至少名义上是如此。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为帕麦斯顿成功赢得了激进派的 支持。科布登说道：“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革命。”[3]（P63）布莱特也认为它意味着 “均势政策理论的几近死亡与被埋葬”[3]（P63）。当帕麦斯顿不意之间成了激进自由主义政 策的执行者时，激进派也认可了这位偏于保守的党的领袖，正是由于激进派的倾力支持，才 使得帕麦斯顿政府面对1864年7月保守党提出的谴责动议，能够在议会继续保持相对多数， 度过一劫[5]（PP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