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学会、国家教委发起，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承办的1990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年会）3月26-3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 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单位，共计110余人。会议主题为“40 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结与回顾”。现将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1.关于4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估价
    如何估价40年来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大多数代表认为，40年来我国史学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经成为史家们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指出，我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本身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研究的某些方面，有新的形而上学、简单化、片面化的失误。建国以来，我们对史学研究的主要失误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运用唯物史观的失误，而应该反思我们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是不是把它作为真理的终极了？是不是在坚持的同时对发展方面用功不够？因此，他们认为，总结、反思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失误，带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理解的性质，进一步发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精髓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
    大多数人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40年，可以说是“富有成就，道路坎坷”。建国以后，史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并在一系列研究领域创造了伟大成绩。较之旧史，拓宽了研究领域，提高了研究水平，初步形成了体现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与特点的队伍。在40年的史学研究中，史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不庸讳言，由于在相当长时间与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也由于受到近年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破坏，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的发挥，还不算是十分理想。特别是史学研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在40年后更引人注目了。
    与会代表一致肯定40年史学发展历程的后十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认为“成就显著，影响深远”。与会代表对党的“双百方针”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的思想路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没有这些，便不会有史学研究的任何成就。一致认为，反思40年，应该更加重视史学的自身建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前提下，继续开拓进取，搞好史学研究的改革与史学研究的对外开放工作，在世界史坛上提高中国史学的地位与学术影响力。
    也有部分人认为，40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所负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这其间没有解决好史学的科学性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史学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政治较强的依附性，是史学40年发展进步不快的根本原因。认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性原则的前提下独力发展，消除过去一段时间内受政治刺激、有悖于科学原则的畸型繁荣，在求实求真的轨道上发展自己。同时指出，政治要给予史学研究独立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不要对史学的政治功利寄予过高希望。由于社会分工，更由于史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史学为社会所提供的只能是一般性的基础知识，而不可能是特别的和实用性的。认为应以“影射史学”为成鉴，少走弯路。
    2.中国史学40年的发展阶段与划分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史学的40年分为建国-1956年，1957-1965年、1966-1975年、1976-1989年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开了通向东方史学界的大门，关闭了通向西方史学界的大门，即照搬照用了苏联的史学发展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充满生机，这时出现了史学研究中著名的“五朵金花”，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性加强了，研究领域拓宽了，队伍建设迅速发展了，质量较高。但是，也暗藏着阴影，如片面强调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了机械唯物主义倾向等等。第二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趋于保守、日益僵化，由活跃趋于沉寂。史学界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空话、假话连篇，史学家的心态是“人心疑惧，宁左勿右”，既继续关闭了通向西方学术界的大门，又关上了通向东方学术界的大门。历史学被唯我独左、独尊的狂妄心态所包围，双百方针名存实亡。第三阶段，影射史学泛滥，权力意志猖獗，为我所用盛行，总之，科学的史学研究荒芜一时，影射史学繁荣一片。第四阶段，史学研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由封闭走向开放，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这一时期一方面产生了大批高层次的史学论著，另一方面密切了中外史学交流，在国际范围的学术竞争中繁荣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也出现了一个不良的倾向，即由对东方教条的膜拜到对东西方教条的归依。总之，40年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经历了由生机-低谷-危机-繁荣的发展过程。
    有人把40年的中国史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到1965年，即“17年的中国史学”，成绩是主要的和突出的。这一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形态，初步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队伍和研究特色、研究体系；1966-1976年，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就；1977-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气氛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活力，成果卓著，特别是出现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热点。这一时期，史学界开始有意识地面向世界水平，大步前进，同时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了研究视野。但失误与偏差也不可忽视，焦点在于对待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的关系上，出现了陷入二极的简单化、片面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