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其成长间关系问题，几乎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热点。（在国外，类似的有关于封建社会过渡的热门话题）这三个问题的探讨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状态，未见有综合性考察。笔者认为，这三个问题是三位一体、紧密相关的。从全人类社会变化的视角出发，本文把上述三个问题相应转换成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前工业社会形态延滞问题和工业社会形成问题①，试图在大时间尺度（本文拟定以社会阶段为单位时间）的参照系内，以一元化的理论一并解决。由于观察者所位于的参照系不同，或考察对象的角度不同，各自分析概括的结果便难于一致。本文从人类群团之间的接触、来往的视角出发，从这种交往在社会各阶段中的某些表现形式入手，希求进行新的探索。如此，史实细节必有疏漏，解释也难避偏颇之嫌，请读者理解和指正。
    一军事交往的推动作用。原始社会的演进与延滞
    在蒸汽机轰鸣以前，文明之光已普照大地。然而，文明不是社会自动发展的结果，而是从血和暴力的母体中堕地的。
    众所周知，至少自新石器时代起，在内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始群团之间，却充满了频繁的武装冲突。战争，是当时人群间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尤其在古代各文明地区，远古设防遗址的大量存在，古墓中众多武器的发掘，各文明民族军事民主制的普遍经历，以及留传下来的神话、史诗等，都可以为证。这里难以列举具体战例，因为在各国古代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向前推移文明起源时间的倾向。但无论怎样变更文明起源的年代，战火却总是在文明降临之前就已遍燃了。
    用考古作为测视文明的标尺，大概主要是大型建筑遗址和文字。大型建筑，是大量人力物力集中的结果；为记事、交流等服务的文字，是在不同程度下摆脱体力劳动的部分人在社会事务日增的压力下，发明和使用的产物（各种古文字都极为复杂，非闲暇者不可能学习和应用）。总之，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是大量集中的剩余产品。尔后，控制这些产品的人才能进行再分配，使为数相当的人脱离直接的取食活动，以便从事专门的大型建筑、书写辨识等工作，哪怕只是短时期的。在狩猎采集社会，不可能在一狭小的地域长期储备大量食物；人均生存资源面积的广大造成人口分布的疏散，从而人群间交往稀少，致使社会性事务极为有限。狩猎采集集团因此与文明无缘。
    人口的增长，使人类向世界各地扩散。大型动物日益减少，采集资源开发殆尽，人口再生产面临困境。不同地区人群的反应或抉择不同。饲养和种植，也许是个别人物的天才发明。但这种食物生产方式大规模地传播和转变为主要谋生方式，却需要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最早的文明都是农业文明，因为在单位土地面积下，农业生产的食物比牧业多，只有农业才可能在狭小的地域内存储大量的食物。在便于大面积进行原始农耕、并且便于运输的平坦地区务农，才有可能集中起大量的食物，因而文明多起源于具有大片松软土壤、充足的水分和阳光的大河流域平原。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不宜于以木石器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因而这里的居民或则狩猎采集，或则伴以农牧业混合经营，一度默默无闻地躺在文明的门槛之外。
    适于原始农业的几条大河流域，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口，所以无论是由于人口迁入还是人口自然增长，都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居民密度最大的地区。大量人口集中在几个限定地区内的农业生产，使这些地区积聚了较多的产品（包括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在缺乏统计资料的古代，就某一地区而言，很难清楚有无剩余产品。但对该地区的少数人来说，剩余产品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类产品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是必要产品）。大量现成食物（由于农业是季节性生产，需在播种与收获之期间备足口粮）的诱惑，以及无论是掠夺欲还是求生欲的逼迫，使这些地区的人群内部或者与边缘地区人群之间的军事交往频繁、剧烈，其规模也远非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冲突可比拟。把古代几大文明地区的考古遗物和史诗神话中的有关战争的材料，与近现代部落民族间冲突的记载加以对照，即可印证。
    大规模武装冲突的重大后果之一，是导致产品的强制社会化和重新分配。本来，随着食物生产方式的发明和产品的增加，物品趋于私有化。但是掠夺性的战争，使少数抢走广大生产者手中的剩余产品或必要产品，重新进行利己的分配。如果某个集团经常战胜，并能控制住相当大的地域，那么他们就能集聚大量产品财富。他们可用之供养一大批非生产人员，专门从事战争、建筑、管理和文化创作等等。文明于是诞生。而如果没有战争，分散的产品无法集聚（古代商业有限，又多是奢侈品贸易，不可能承担集聚大批日用品的重任。况且最初的商业与武力掠夺往往难以为后人辨识），因而也无法造就出一大批非生产人员集中在一起从事文明的建设。暴力，作为“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③无疑地成为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一种动力，至少在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是如此。
    同样大小的动力或作用力，并不能使一切受力物体都同样变更运动的形式或速度。这在自然界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同样的风力，只能摇撼大树，却可折断小树；同样的推力，可使皮球飞滚，却无法移动铁块，社会界也不应例外。虽然似乎可以断言，在各原始群团或部落民族内部和其间也不乏武装冲击，然而冲突的后果各式各样。在各大洲近代部落民族中，社会生活方式僵滞不变，武装冲突的社会作用微乎其微。但这并不妨碍界定战争的推动作用。如上述，可知事物的变化取决于动力与事物本身有关状况的相互作用。事物不发生变化，或许因为缺乏动力，或许因为事物本身惰性过大，④并非有了动力即可变化。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各个近现代部落民族内部或其间的抢掠物品一类的战争很少，大多是仇杀、争夺土地或女人一类的冲突，因而战争不能起到强制产品社会化的作用。所以，说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强制大量产品社会化的军事交往在起作用，兴许更精确一些。
    也许可以立刻使人感悟到，在一具体地区内强制产品社会化，必须以该地区一定的生产水平为基础，否则产品的征集至多是一次性的，对该地区人口再生产将是毁灭性的，无助于文明建设。在木石农具为主的时代，受到文明垂青的地区为数寥寥。随着铁制农具的推广，日益增多的地区应用铁器提高了生产水平，为强制产品社会化战争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而踏上了通向文明的阶梯。
    如此看来，一定的军事交往对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起着推动作用，并不拘泥于部分地区。一方面，无论各个近现代部落民族各自具体的生活环境、人口数量、谋生方式等有多么大的差异，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社会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内外社会交往相当稀少，也可以说缺乏一定的军事交往，因而滞留在前文明社会阶段。这是军事交往为动力的反证。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孤独自处的群团能和平步入文明社会。即使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作用的铁器，在大多数地区也不是各自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社会交往才获得、应用和推广的。“文明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产物”，⑤只是多民族的血汗共同浇灌出来的花果。虽然，最先受惠于文明的只是小部分民族，又只是其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但是，随着文明的扩大和进展，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文明的果实。而没有古代一定的军事交往，文明的形成及传播都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