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社会交往的推动作用
    这样，在纵横八万里、上下数千年的参照系内，笔者论证了关于社会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一种动力，是各社会之间的交往。相反，前工业社会长期延滞的原因，或者近代诸部落民族远离文明之门，以及众多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自行成材的原因，正是在于缺乏充分的社会交往而处于相对不开放的状态。
    限于篇幅，本文对社会交往的历史推动作用的论证相当粗糙，其丰富的内涵不能充分展开。而某些有关概念的模糊，可能会使人疑窦丛生。例如，兴许有人质问：在前工业时代，西班牙、葡萄牙或荷兰的对外经济交往曾世界领先，为何经济不得充分发展？需要辨明的是：1.本文所提的社会交往的推动作用限于大时间尺度上。2.在前工业时代，西葡两国的远洋航行曾称雄全球，但一年仅一两次的引人瞩目的远洋运输决不意味着它们的对外交往十分发达。相比大西洋沿岸其他国家的便可知。应该明确的是，对外经济交往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单位时间内物品流动的种类、数量、频率、距离等综合指标，或以年商品流通量为测尺。3.一地区短时的商品中转、加工刺激了有关非中转地的生产，在历史上司空见惯。而长期的中转贸易必定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荷兰的毛纺织品贸易和生产曾十分发达，并有助于英国经济的商业化。但荷兰毕竟未能首先进入机器时代，原因前文已述：毛纺织品与工业革命无缘。另外，荷兰人善于利用容易获得的原料（如驼毛）生产出价格昂贵的纺织品，而英国人则十分长于根据薄利多销的原则推销廉价的纺织品，也许正反映了二者对工业技术的不同需求。更巧的是，18世纪欧洲的商业中心已转至英国，与此同时，欧洲对殖民地的贸易，尤其英国的海外贸易迅速扩大。可见，工业革命对某一国的青睐厚爱并非随心所欲。因此，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的材料不能证伪交往的推动作用说。
    为便于读者准确地理解社会交往的推动作用这个命题的性质，我想从非史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有关史学命题的争论。
    史学研究多采用实证的方法，即以事实验证理论，这是一个优点。但为什么对宏观问题的解释往往聚讼纷纭呢？这恐怕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史实是经过自己选择、加工的，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又各具特色，证明自己的观点并非难事。各种观点就各自的参照系而言，可以认为是等价的，如果相互封闭的话。然而学术研究又重视交流（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视之为发展学术研究的动力；在交流中各人又试图最大限度地使他人接受自己的理论。这无形中产生评价理论优劣的问题，因而必然伴生出理论评价的标准。在自然科学中，理论优劣的评判标准已经社会化，或说已基本一致并确定化。因此，虽然争论难免，却产生许多获得公认的原理和定律等等，硕果累累。而在社会科学界，几乎还未出现明确、公认的理论评价标准；不是完全没有这种标准，只是它们还存在于个人心目中，未曾公开讨论过。结果，在某些学科中，凡重大问题几乎无一不在争论，而且大有趋繁之势，研究成果难以社会化。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追求完全的一致，其弊多利少。但是倘若企望研究成果不被束之书阁，而是能为人类事业效力的话，那么首要的前提是成果社会化，即追求大体的一致或得到公认，如同自然科学家那样。继之，评判理论的标准也应社会化。在早期，自然科学理论评价的标准较简单，主要是以实验检验。科学的发展，使许多新理论日益远离直接的实验检验，并被打上愈加浓厚的研究者主体的烙印。理论的判断、评估标准也随之复杂化了，并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受到单独的探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性趋势，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更接近了。
    如果我们强调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漠视它与自然科学的共性，那就大可不必去拜访自然科学。划地为牢，闭门造车，这无可非议，只是最好不要自命为科学。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是自然科学，移取美名者应当效仿才是。因此，如果强调研究社会也是科学，那就应摒弃艺术、政治的手法，强化研究者的科学素养，使方法、选题科学化。实际上，用艺术的手法观察、研究社会或历史，与用科学的手法有同等价值，科学的殿堂并不比艺术的殿堂更神圣。问题在于研究者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
    科学与艺术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科学的对象是一般性客体，艺术的对象则是特殊性客体。因此，科学探索共性，追求通则，以使科学理论有预测、控制和解释等功能，这反过来又要求科学理论具备普适性、可检验性、有预测新事件的能力、内部无逻辑矛盾、简单等等。这些要求就是在科学的殿堂里评判理论的标准。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 ）生产力与生产斗争动力论，（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动力论，（3）阶级斗争动力论，（4）社会诸因素合力论，（5）人的物质利益需求动力论，（6）科学技术动力论。对比之后可以看出，社会交往，尤其本文所论及的军事、经济交往，在特定的时空间内有明确的指示对应客体，因而社会交往动力说可以量化。而上述理论大都不能量化（除了（3））。其中，（1）（2）（5）无法检验（16），无预测能力，并隐含矛盾：凡居民区均可以认为有同样动力，但为什么各自的发展却有巨大的差异？（6 ）缺乏普适性，不适用于在科技水平相差无几、后来的发展速度却大相径庭的时空间，如十六七世纪前后的西欧和中国，等等。（4）缺乏可检验性、 预测能力和简单性，却是近几年时兴的理论。把尽量“全面”的因素罗列在一起，防止了一元理论那种容易受到攻诘的“弊端”，却丧失了任何实用价值（至少使人不得要领）。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在方法论上主要运用了内因论、比较分析（如封建化、游牧侵扰论）和控制论。内因论不容易得出科学性命题，因为它不追求通则，不寻觅一般性的原因。泛泛而论，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可能获得科学性命题，但在具体运用时要取决于比较的面。若企望理论的普适性，应尽量扩大比较面，考察尽可能多的对象。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尚未见过有此类的探讨。至于控制论的运用，我认为无法解决求取科学性命题的任务。控制论研究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关心信息的处理，对因果的追究不感兴趣。比如，在中国为什么会形成超稳定结构这类问题，就不是运用控制论所能解决的。
    总之，命题最好在科学的殿堂里解决宏观性的。笔者已尽力以科学理论的要求来约束社会交往动力说，使它具有被科学语言评判的可能性。它是否有道理，尚需社会裁决。至于各地区社会交往的程度为何高低有别，限于篇幅，留待专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