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商品交换的的持续发展，刺激推动着商品生产萌芽和发展。交换的扩大，逐渐集中到交通便利、人员过往频繁的地点，促进了集市交换的诞生。在云南怒族、景颇族和佤族等聚居区，本世纪20年代末涌现多处集市。集市上的交换以货币交换为主，个别的物物交换也以货币估价。在日益发展的集市交换的刺激下，经济作物的生产空前发展。空间固定的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周围地区的产品以至原先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如牧民自用有余、埋在地下以免飘飞的羊毛）可能具备交换价值，加之有了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才使职业化的商品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活动。
    总之，只从现代考察，也许只会看到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头尾相衔的循环，难免从“想当然”出发判定初始动因。倘若追溯到商品经济的源头，迷雾便可拨散。因此，在源流、本末的意义上，说“没有商品交换就没有商品生产”，恐怕不会失误。
    生产决定论者关于生产决定交换的规模或交换的数量⑦的主张，假如企图自圆其说，至少需要确证下述假设：生产多少就能交换多少。众所周知，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产品量大于商品量。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产品量经常大于商品量，此即生产过剩或产品积压；供不应求或供求平衡时，产品量才可能等于商品量，这时生产有可能全部为有效活动。（说“可能”，因为即使在供不应求时，某些产品可能因流通环节的故障等依然不能成为商品）这样，前述假设就可能是错的。于是，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交换量不会多于产品量，但在任一具体地区内，产品量时而大于时而小于或等于商品量，便无法作出生产能够决定交换量或交换规模的结论。相反，从上面的分析中倒可以看出生产不能决定交换的规模，至少不能单独起决定作用。兴许更为天经地义的，是在商品经济中，具体生产的规模受着有关交换规模或市场的制约，即受着有关社会消费能力的制约。
    在上古世界，大规模的交换往往发生在大区或各国之间，地方内部的交换极为有限。在东方各国和东西方之间的输出品中，宝石、香料、毛皮、绸缎和玻璃器皿等奢侈品为主。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希腊罗马世界，食品、原料和制造品等日用品的贸易量虽然可能多于东方，但一般只是满足地方或特定地区内的需要而囿于有限的空间，同时奢侈品的贸易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样，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或许直接由于商品种类及各自市场规模的限制，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则停滞不前。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起落有变，却只在一定的空间内波动，并维系着简单的线性来往，不能产生重大突破。商品生产缺乏商品交换，即缺乏部分社会需求持续膨胀的刺激，因而失却不断扩大的动力，历经一定发展便基本滞留在一个水平上，无法产生质的飞跃——突破手工操作的囹圄。
    中世纪的东方与上古的东方，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很难看出有什么重大差别，所以历史的分期在史学家的书斋里仿佛永远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而在西方，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为界，迄今少有异议。在西方世界，中世纪的生产工具与上古时代的相比，如果认为在多数地区两者的水平不相上下，恐怕不会贻笑大方。虽然中世纪的贸易也以香料和羊毛织品等奢侈品为主要商品，然而两个时代商品交换的规模却有明显的差异，尤其到中世纪晚期。在上古时代，较大规模的贸易始终限于地中海世界。到中世纪，较兴盛的商业又扩至欧洲的中部和东北部。虽然国际贸易相当繁荣，市场有所扩大，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但商品经济不能在各国内部持续开辟广大市场，因此扩大了的市场依旧十分有限，商品生产则缺乏突破性成长的动力。在15世纪初，由于欧洲的国际贸易在空间的拓展已终止——南限于意大利人航行所至的诸极点，北未超越汉萨人的足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略显露出僵滞的征兆。15世纪下半叶起始的新远洋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犹如给欧洲社会经济注入了一支高强度的兴奋剂，大西洋沿岸顿时变成全世界贸易的中心，国际市场迅速扩大，世界市场日趋形成。突飞猛进的市场需求鞭笞着商品生产无限扩充，进而引爆震撼青史的工业革命，全球面目焕然一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⑧
    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商品需求极为有限，无法诱导大工业的建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困于特定地区内的商品经济也难以自行长入工业社会，却尚未得到公认。商品市场的规模的变更决定着具体地区内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向，不仅为西方历史验证，而且为东方历史反证。古代的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商品经济起步早，也曾达到相当的发展规模。只是因为商品交换很少冲出国界，狭小的市场无法使商品生产蓬勃生长。因此，虽然不乏资金，但发展有限的商品生产各部门对源源不断的资金示以红灯，大量游资只得涌入土地买卖或放贷以取利。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于是人为地压抑便成为可能。这给后人造成一种根本阻力在于国家政权方面的错觉。但是西欧某些国家的王权也想控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时，却走上王冠落地的穷途末路。
    最先工业化的部门也呈示了市场的决定作用。呢绒织品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度最有市场，呢绒工业也曾独占鳌头。18世纪的英国，呢绒业执国内手工业之牛耳。但工业革命有意冷落当时技术先进的毛纺织业，首先盼顾新兴的技术落后的棉纺织业，就是因为价廉、不耐穿的棉制品在当时拥有最广大的需求市场，而英国又抢先占有最大的市场。此后在美法德日等国中，实现工业化最快的部门都是棉纺织业，也正是市场的威力使然。
    如果人们并未忽视前工业社会中商业发展的作用，那么进入工业时代后，就滋生出一股轻商重工的思潮。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也许源于对大工业的崇拜。大工业几乎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商业又有什么力量呢？它不过是工业的仆从罢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个“仆从”是否名符其实。
    工业革命是通过世界市场传播的。确实，谁人甘愿无偿输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谁人不企望垄断市场而去冒竞争之风险？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制约着人们获利的方式和方向，驱使各国内外的资源和人力不以任何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频繁流动，不断地重新配置，并调节着世界各地商品生产的品种和数量。在世界市场这个大舞台上的杰出演员，才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达国家。试观英美法等最早发达的国家，几度大落之后又大起的德国、日本，南北欧及当代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借助世界市场之力才得以兴盛。相反，对世界市场若即若离者，则只好对现代化的目标望洋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