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文化精神的生成意义来看，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文化与十字军东征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为西欧骑士阶层提供了一个生存和发挥其作用的天地，也使骑士 的勇武精神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得到充分的融合，从而使世俗的、封建的骑士制度同时也是“ 神圣的”、宗教性的骑士制度，铸成了中世纪西欧一种十分独特的骑士文化精神。
    中世纪欧洲是随蛮族发展而来的。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日耳曼封建国家，是由 于战争、也是为了战争而被创造出来的，其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都是军事的，维持社会 秩序的是血亲及首领与亲兵之间的忠诚。公元11世纪之交，西欧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 君封臣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封土制度，各封君在自己的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 政权和司法权。在封君封臣关系的作用下，骑士阶层悄然而迅速地兴起了。
    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最初是一个居于封建领主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集团，和贵族一样，骑士的 身份通常是由其家世和血统决定的。他们扮演着世俗统治者的军事保护人角色。对于主人， 骑士表现出极强的忠诚与勇敢，这种关系完全是主仆之间的一种服务与保护的联系。究其渊 源，在于骑士的前身是蛮族统治者的军事仆从--武士，他们是一些粗野的，没有知识的文 盲，他们把忠诚与荣誉当作生活的首要目标。查理帝国时期，粗野的武士集团逐渐演变为中 世纪的骑士阶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骑士与贵族最初是有身份地位上的差别的，简单地说 ，贵族是世袭的土地所有者，骑士则是贵族的助手和依附者，贵族与骑士之间是不通婚的。 但到了11世纪，这种鸿沟变窄了，贵族与骑士之间的联姻与交流越来越频繁，约在12世纪左 右，贵族与骑士逐渐融合了。从那时起要成为一个贵族，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骑士，被授予骑 士的人才能被纳入贵族等级行列。
    在西欧，进入10-11世纪，封建社会的迅速扩张，把骑士制度带到了各个地区。于是整个西 欧社会形成了实际分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日耳曼人建立起来的崇尚勇武、荣誉、忠诚的好 战 的世界；一个是基督教的世界，它在修道院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不 过这两个世界或者说两种因素的融合早就开始了，它们的融合主要通过了三种途径：
    其一，通过骑士授予礼。它是一个基督教特征极其突出的仪式。仪式通常从当事人沐浴开 始，以示洗掉身上的所有罪恶；然后当事人身着白袍，腰系袍带，象征他决心保卫上帝的法 律。在教堂里，由主教和贵族骑士组成的仪式授予小组，授予当事人金马刺和宝剑，要求他 要有为上帝服务和战胜敌人、保护弱者的勇气和决心。通过骑士授予礼。骑士被注入了新的 精神。这时的骑士身上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对世俗首脑（国王）的忠诚，而且更有一种对天 国首领（上帝）的虔敬。基督教的信仰与日耳曼人的忠诚精神结合在了一起。
    其二，通过倡导“上帝和平”和“上帝休战”。9-11世纪，整个西欧大陆政治分裂，统一 国家荡然无存，西欧内部封建贵族间的混乱不休，外部又有北欧海盗--维京人的侵扰。但 西欧的封建割据和王权不振对教权的伸张是有利的。公元11世纪初期，经克吕尼运动而强盛 起来的教皇权开始力图左右欧洲的政治局势了。在克吕尼修道院第五任院长奥蒂罗在任期间 ，为了制止当时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和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与修道院之间的武装冲突， 提出了“上帝休战”的口号，规定每星期三黄昏起到第二个星期一早晨为止的这段时间，为 纪念基督受难的时间，凡在这一段时间里动用武力者，都要受到教会惩罚。1027年，法兰 西教会也宣告“上帝休战”。到了12世纪，“上帝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同时也是民法的 一部分（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4卷（中），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页。），非战斗人员，农民、商人、孺弱都被置于宗教的保护之下。虽然在封建割据状 态下，封建主之间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教会的这些规定可能会置 若罔闻。但教会提出“上帝休战”、倡导和平的本身，已说明教会在当时社会中已自认为有 仲裁者的资格，并由此对争取社会稳定和赢得民心有一定意义。教会在制止战争的同时，竭 力使那些粗野的封建武士忠于教会，保护教会、保护孺弱。结果，封建的斗士被逐渐改造成 为基督教战士。新的虔诚的宗教美德和扶弱济贫的道德精神，与原来那种骑士荣誉、忠诚、 尚武、献身和勇敢的品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骑士精神。
    其三，通过所谓“神圣的战争”，把西欧骑士的好战精神与基督教的崇高的宗教理想结合 起来，造成一种封建欧洲特有的、宗教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十字军东征时期所特有 的文化背景。
    所谓基督教的宗教理想，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认为，根据奥古斯西的理论，教会负有传播福 音、拯救人类的使命，“正义”就是实际基督徒的理想（注：Noman F.Cantor:Medieval world Revolution P.149-160.转引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 扩张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基督徒就是要将“正义”推广 到世界范围，让基督教统治整个人类。出于这种理想，基督教会很早就赞赏和鼓励基督教对 异教徒的战争。十字军东征前在西欧，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较著名的有加洛林王朝反对西班牙 穆斯林的战争；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取西西里的战争；西班牙的基督徒发起的“收复失地 运动”。在这些战争中，产生了封建欧洲的新型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 义的感性具有一种宗教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因为与它任何现存的国家毫无关系，而与作为 一个整体的更为广泛的基督教社会相联系，并且它因此向武士文化的野蛮风尚注入了一种新 的 精神因素，首领们的好战行为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服务于基督教世界”（注：克里斯托费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因此，为信仰而战死的骑士不只是一个英雄，他还被视为一位殉道者。这一思想在成书于 11-12世纪之交的法国早期叙事史诗《罗兰之歌》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会议的演讲辞中鼓动说：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 地 和有信仰的人因私事而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战斗吧！愿你们把这场早该进 行的战斗胜利地进行到底吧！那些从前作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那些从前与自 己的兄弟和亲朋争斗不休的人，现在去向蛮族进行正义的战争吧！在教皇“神圣”的召唤下 ，在基督教理想的驱使下，在教会的煽动和组织下，西欧封建社会的好战、尚武的力量，第 一次统一于基督教世界共同的事业和目标。教会在精神上把欧洲“统一”起来了，十字军运 动是欧洲民族第一次弃其部落封建视线之大运动。由此分析，十字军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及 其在东方建立起了一系列基督教国家，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起着统一与驾驭作用的基督教理 想，并由此激发出的宗教热情。十字军东征运动使西欧的骑士们完全地兼有了两种身份，即 世俗封建主的骑士和基督教的骑士，他们不仅仅是效忠于封君并为之作战甚至为之献身的英 雄骑士，而且是忠诚于天国圣主并为之作战甚至献身的虔诚的骑士。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11-13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在那个时 代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文化意识都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在十字军时代 ，中世纪的一切发展：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狂热、骑士的勇猛和野蛮、封建贵族与基督教文化 都发展到了顶点，当然这里仅仅指的是思想文化方面，还不包括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