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建王朝的统治者是实行让步政策，还是进行反攻倒算，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又直接涉及到对社会发展动力、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评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强调地主阶级对农民只有反攻倒算，而根本不存在让步问题。最近几年，有的同志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功于统治者主动对生产关系进行某些调整，并把这种调整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因此，很有必要对封建统治者采取的让步政策认真研究，重新认识。
    （一）
    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承认。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在前代废墟上建立的封建王朝，面临的是残破的社会经济和动荡的社会环境。社会经济急需恢复与发展，人民群众渴望和平与安定。一些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者，他们震慑于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鉴于前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从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出发，曾对人民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制定了一些旨在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例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刷新吏治、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奖励农耕等。
    有的同志认为，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封建王朝，只能对农民阶级实行反攻倒算，而绝不会施仁政、发善心实行让步政策。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汉初、唐初、明初的统治者对农民作出某种程度让步的材料俯拾皆是，即使是为时不长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割据称雄，巩固自己的政权，也采取了某些让步政策。建立后梁的朱温，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将，他“外严烽侯，内辟污菜，励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①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②。尽管各国统治者让步的程度不同，原因各异，但各国的生产力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当然也是事实，但是它证明不了没有让步。说地主阶级的本性不可改变是对的，但是并不排除他们对农民有时可以剥削得少一点，压迫得轻一点，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一定前提下向被压迫人民作出让步的可能。这种对立阶级之间的让步，在阶级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经典作家认为，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曾经对人民作出过让步。马克思把1853年清王朝慑于太平天国的革命压力而下令减缓捐税并不许额外征收叫作让步。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写到：“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皇帝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记得在一八四八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③列宁在分析俄国农奴制的历史时指出，由于农民的起义已迫在眉睫，沙皇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而让了步”④。可见，“让步政策”一词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如何适当予以评价。
    封建统治者对人民作出的某些让步，使封建生产关系相应得到调整。吏治的清明，使人民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有了从事生产的可能。剥削的相对减轻，使人民多少获得一点喘息的机会，提高劳动兴趣，使生产力逐步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种让步政策，给社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尽管不乏封建史学家的夸大溢美之辞，但它毕竟是封建经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任务尚未提出，这种让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愿望与要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让步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制定让步政策的帝王将相，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列宁在充分揭露了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虚伪性、欺骗性之后，仍然肯定了它的作用，他指出：“虽然这种让步始终是不真诚的、不彻底的、往往完全是假的。似是而非的，并且通常总在四周设下掩盖得相当巧妙的罗网，但是这总还算是让步，总还算是构成整整一个时代的改革。”⑤
    （二）
    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究其实质是一种改良，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是统治阶级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让步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统治者的“善意”与“恩赐”，“社会改革从来不是靠强者的软弱，而永远是靠弱者的强大实现的”⑥。
    封建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凭空制定的，而是为如何最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经多次权衡而选择的。封建统治者采取让步政策，有的发生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感到发生了统治危机的时侯，更多的是出现在农民战争停息之后的新王朝初期。
    新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要采取让步政策，是受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君主在任何时侯，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统治者面临的是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生产凋蔽、民不聊生的局面。汉初，府库空虚，财政困难。“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⑦。唐初，从伊水、洛水往东直到泰山、黄河，“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⑧，广大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简单的再生产不能实现，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者为了国家的赋税、政权的稳固，就不得不以恢复社会经济为首要条件，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使农民有从事生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