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学家司马迁和郑樵，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把这两位史学巨匠放在一起比较，会有助于我们对史学史研究的加深。
    一、个人生平及所处时代的比较
    司马迁生逢西汉，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他年轻时即出游全国，考察历史遗迹。后袭太史令，遵父嘱成《史记》一书。因李陵事件被施以宫刑，遂对汉武帝产生怨愤。郑樵身处南宋，父郑国器是太学生。他十六岁时父死，家道败落，便于莆田夹漈山中搭屋苦读，钻研学问。三十年后出游山川。在写了大量学术专著基础上撰成《通志》。晚年曾为右迪功郎、礼部架阁及枢密院编修等，不久被免。
    从上可见，二人不同之处是司马迁青年出游天下，而郑樵至老才外游，且仅限半壁江山，致使二人虽各有才华但气魄有差。司马迁见多识广，故《史记》搜罗广博，内容博大精深，文笔恣意汪洋；郑樵定居独处，故眼界较狭，但反可潜心钻研典章制度，因此其《二十略》精深独到。其二，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史官，有家传渊源；而郑樵却缺乏家学传统，但其父为太学生，因此对郑樵在典章制度上做出成就有积极影响。其三，由于司马迁任史官，因而可以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郑樵偏居一隅，因而资料较少。这就是为什么《史记》能融百家于一体而《通志》纪传部分只能抄袭几本正史的原因。其四，司马迁所受人格侮辱使他产生了对汉武帝的失望和怨愤，这使《史记》产生了歌颂统治阶级与揭露统治者即价值取向与感情波动之间的矛盾，并由此萌生出活力；郑樵虽然被劾免官，但他对宋高宗却忠心不移，所以《通志》没能象《史记》那样出现个人感情与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波动，因而缺少内在活力。
    从所处的时代来看，司马迁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西汉王朝，它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强盛与繁荣就为《史记》记事的丰富、画面的广阔、气象的宏大提供了优越的社会背景；而郑樵所处的南宋，是封建社会正走向衰落的时期，北部沦陷，南宋政权偏安一隅，使力主“极古今之变”的郑樵难以象司马迁那样颂扬当代，所以其纪传部分只写到隋代。
    汉初统治阶级崇尚黄老思想、无为政治，人们可以在历史领域内较为自由地发言，为《史记》直述当代史提供了宽松的氛围。到了郑樵时代，儒学不仅早已成为统治思想，而且还与佛学结合产生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象司马迁那样在著作中倾注对君主不满感情是绝对禁止的。因此《通志》未敢触及宋代，更没敢象司马迁那样发一句政治牢骚。
    二、司马迁与郑樵历史观的比较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郑樵则提出了“会通”思想，其内容包括会聚史料、考订求实和贯通古今夷夏。它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二人史学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历史观的异同。
    在是否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问题上，二人观点如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从商到周人们一直认为天支配着人，荀子时才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念，这对司马迁是一个鼓动，于是他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观念相区别：“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②他还批判“星气之书”“多杂{K1A809.jpg}祥，不经”③，《封禅书》更对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活动作了讥刺。另外，司马迁还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质疑。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又为天命论保留了余地，例如他在《高祖本纪》的赞中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并以此证明汉得“天统”。郑樵则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完全排斥天命迷信，反对“欺天之学”。他在《通志·灾祥略》中指出：“先儒多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析天下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正如司马迁把自然现象和阴阳五行迷信之学相区别那样，郑樵也把灾祥现象和洪范五行迷信相区分：“《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准之以五行？”④《通志》用了大量的事实来批判天命论，如用郑国子产不信灾而终未遭祸的铁证驳斥了五行之说。可见，司马迁和郑樵都反对阴阳五行的天命论，力图把自然现象规律与迷信附会区别开来，并且都在史作中进行了实践。但是，司马迁反五行天命是不彻底的，而郑樵则不仅言辞激烈地抨击天命五行，而且干脆削去《五行传》而代之以《灾祥略》。
    任意褒贬历史人物是唯心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司马迁基本上能够实录历史，不妄加褒贬。尽管受到腐刑，但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在揭露汉武帝丑行的同时，对其历史功绩作了肯定。例如《平准书》和《封禅书》对汉武帝的种种活动作了抨击，但《太史公自序》又歌颂了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功绩，并指出“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所以“在总体上不失历史之真”⑤。郑樵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任意褒贬，斥之为“妄学”、“欺人之学”。他指出“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尽推己意，……此之谓欺人之学。”⑥又说：“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学，本于《春秋》，牵合附会。”⑦在《通志·总序》里，他对断代史“晋史党晋而不有魏”，“齐史党齐而不有宋”的现象进行了抨击。由于《通志》没写到当代，所以他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烦恼，因此其著作中任意褒贬现象就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