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记》、《通志》形式与体例的比较
    二人在生平、时代、思想、动机和创作方法上的异同，必然反映到他们的史著中来，造成《史记》和《通志》的异同。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主张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他创立了纪传体通史，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创造：纪传体形式和通史形式。其所创立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形式，既可包容百科知识，又突出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内容。通史形式则勾划了一条贯通分明的历史线索，便于了解历史演变的趋势。郑樵《通志》在这一点上并无创造，它只是继承和发展了《史记》这一体例。郑樵对纪传体通史也作了些变通，原来的纪传体都是重人事而轻制度的，到了郑樵这里就正好反了过来。他的《二十略》是三十多年的精心之作，大大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书、志制度史的看法。
    司马迁还创造了序赞的论史形式。由于春秋“微言大义”的褒贬形式太隐微难知，所以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创立了直接的史论，把历史评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篇前的议论叫“序”，篇后叫“赞”，篇中叫“论”。这三种形式构成了司马迁系统的史学理论和是非观点，使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在这一点上郑樵一反司马迁的作法，把论赞全部删去。他认为只要实录其事，无待褒贬人们便能知其善恶：“读了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看了王董之所为，岂不知其逆凶？”（29）郑樵把论赞一并删除，造成了史书形式的某些倒退，把史学降低成为实录，但郑樵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完全排斥议论和褒贬。如他在《通志·总序》里就对班固和断代史发动了猛烈攻击，说班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认为断代史使“世代绝绪”。对于司马迁则大为推崇，但同时也指出他“博不足”、“雅不足”。在《灾祥略》里还指责先儒“多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在《昆虫草木略》中还攻击理学“以虚无为宗”。在《图谱略》中指斥辞章之学“徒焜耀人耳目”。可见郑樵实际上又没有摒弃论赞，《通志》在学术方面又是极富批判精神的。
    对于历史写作的形式问题，司马迁没有专门论述，但他是用很通畅简练的语言来记载历史的，对于所引上古书籍如《尚书》，能用通俗的当代文字译述过来，极便读者。他还采用历史文学的形式来表述历史，把每个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郑樵则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写史时不能卖弄文彩，华而不实。他把专求辞丽的学风叫辞章之学，指出“辞章之学务雕收，……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30）他落实到《通志》里的文笔就极为通畅，气势连贯，说理真切，读后给人以爽快淋漓的感觉。
    六、司马迁与郑樵写作过程的比较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是指广泛收集史料，“略考其行事”是对所求来的史料进行核实考证，以求信实。“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则显然是指编纂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用通史的形式把人物和事件的终始探明。以上三个方面实际上是司马迁写作过程的三个步骤。这个过程与郑樵的“会通”程序几乎是一样的。“会通”包括三个阶段，第一是“会”，是“总天下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把天下的材料尽量收集齐全，第二是进行核实考订工作，为此他写了《诗辨妄》、《书辨讹》、《书目正讹》等考证之作，这个核实阶段是“会”和“通”的桥梁。第三是“通”，是郑樵编书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通”又分为纵通和横通。横通是在同一历史时期推衍历史史料以扩大史书画面。纵通就是编织通贯古今的历史线索，考察历史的进程，“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与郑樵的不同之处在于：郑樵在编写《通志》之前，先写成单篇的学术专论，如《二十略》，然后再编拼成通史；而司马迁则是直接按照《太史公自序》中的提纲，一步步地写下去。二人的不同风格，造成了其著作的差异：郑樵《通志》二十略写得扎实，而纪传部分显得草率；司马迁按照提纲去写，使《史记》系统性强，在编纂学上贡献较大。
    七、综合比较（结论）
    通过以上的种种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第一，二人在写史动机上有所不同，司马迁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及完成父愿并与汉武帝论是非，“藏之名山”；而郑樵则是为了功名而撰《通志》，草率成书。第二，二人都有批判精神，都在史著中倾注了极大的个人感情，不同的是司马迁主要是对当代政治不满，故对武帝等大加抨击；而郑樵则是对前代学术不满，故对班固断代为史及辞章、义理等痛加指责。第三，两人在历史观上都反对天命论和阴阳五行迷信之说，把自然灾异现象与阴阳五行之说区分开来，所不同的是司马迁给天命论留下了一些地盘，而郑樵则坚决反对欺天之学。在对待历史的主客观问题上，二人都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不排斥主观的褒贬，认为史学家要干预历史；郑樵则在理论上完全排斥褒贬，认为历史学家只要忠于史实就行。在对待历史发展问题上，二人都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并且一代胜过一代的，史学家的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在实践上把历史一直写到当代，而郑樵则望而却步。第四，二人对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态度也不相同。司马迁对于黄老道家和儒家思想基本上都是接纳的。而郑樵则完全排斥宋代理学。但他在行动上又对当时的政治和政府满怀信心和希冀。第五，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二人都主张用纵通和横通来考察历史，都主张在纵通时划分历史阶段来深化纵向考察。郑樵在理论上论述较详。第六，在二人著作体例上，都是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重人事而郑樵重制度。司马迁创造了序赞的史论形式，而郑樵则完全摒弃。在写作形式上，二人都注意文笔优美，叙事简练，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重塑造而郑樵重说理。第七，二人的写作过程都是由搜集材料、考核材料、按纵横联系的方法编纂三个阶段组成的。此外，二人著作影响也不同，《史记》影响显然超过《通志》。总而言之，司马迁和郑樵各有优劣。由于史德的高尚和其他才能的优秀，使得司马迁的光泽掩没了郑樵。他言行一致，敢于正视现实，既不因为自己受辱而歪曲汉朝的历史功绩，又不因为歌颂汉代政治而不揭其疮疤，《史记》价值取向与司马迁感情波动这一对矛盾的互相斗争和制约，使《史记》有了永恒不朽的内在动力。而郑樵对南宋政治的回避使《通志》失去了《史记》的那种内动力，而仅仅成为一种平和的纯学术著作。
    注释：
    ①（13）（26）（27）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62，第2735—2736页，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
    ②③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第3290、3306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⑤张大可：《司马迁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史记研究》第458页，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⑥郑樵：《灾祥略序》，《通志》卷74，第853页，万有文库《十通》本，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下同。
    ④⑦⑨（11）（15）（17）（18）（21）（22）（23）（24）（29）郑樵：《总序》，《通志》第1—4页。
    ⑧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卷75，第865页。
    ⑩（16）（20）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第17—19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2）司马迁：《平淮书》，《史记》卷30，第1442页。
    （14）司马迁：《六国年表·序》，《史记》卷15，第686页。
    （18）（25）郑樵：《氏族略》，《通志》卷25，第463、439页。
    （28）脱脱等：《郑樵传》，《宋史》卷436，第12944页。
    （30）郑樵：《图谱略·原学篇》，《通志》卷72，第8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