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早移民加拿大是在19世纪50年代。那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弗雷塞地区发现金矿 ，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地渴望发财致富的的人们前来淘金，希望能从此改变自己贫穷的经济状 况 。中国人也不例外，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淘金的中国人自不必说，远在中国本土的人 民也跃跃欲试，纷纷前往，华侨在加拿大的生活就此开始。
    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历史，是近代史上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历史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当 时世界移民大潮的波涛中出现的。在通常情况下，国际间移民现象的出现，都是由移民者所 在的家乡国的“推力”和他们所向往的接受国的“拉力”这两种因素的混合而决定的。这两 种 力推动了人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移民热潮（注： [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7页。）。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模式也是如此。 不过，除了上述的“推力”和“拉力”这两种主要作用力之外，汽船代替木帆船在大海航行 ，中国政府放松、乃至解除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限制，中外交流渠道的畅通等，对中国人移 民加拿大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中国的推力
    近代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内部“推力”是由几种力量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与分崩离析、外国的侵略与干涉、人口膨胀的压力，以 及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导致中国社会内部落后动荡、民不聊生，移 民海外似乎是一些中国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使其子孙，摆脱似乎是永无尽头的贫穷， 以及其他不利生存环境的惟一可走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继一个腐败、软弱的清王朝之后，又是几届庸碌无能的共和政府，这些 政府既不能实行新的政治制度，又不能控制国内的盗匪横行和连年战乱，以及消灭或者减低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更无法抵御外国的侵略与干涉。
    近代中国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内忧外患。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独立自主 的国家，它自1644年起就一直由清王朝统治。虽然明朝末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 的 萌芽，但这种萌芽一直受到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压制，长期未能有适合的土壤出 苗生根，并茁壮成长。清王朝末期，也曾出现了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甚少，在中 国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实质上是由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组成的自然 “匮乏”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大多数的可耕地由少数地主垄断，农民使用原始而简单 的生产工具租地耕作，生产所获的大部分或是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或是以各种税收的名义交 给国家，农民们被迫担负着似乎是代代都还不清的债务。这样的农民经济，使得农业技术的 提高和农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根本不可能发生，最终只能造成长期不变的短缺经济（注：Rebecca B.Aiken,Montreal Chinese Property Ownership and Occupational Change,1 881-1981,AMS Press,Inc.,New York,1988,p.16.）。
    短缺经济本来就导致了中国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人口膨胀和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更使这种 短缺经济雪上加霜。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并没有伴随着一个农产品产量和新 经济机会的相应提高，因而，这成为清王朝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据估计，从1750年到1850 年，中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即从1750年的2亿至2.5亿人增加到1850年的4.1亿人。可是 耕地面积仅仅从1766年的9.5亿亩增加到1873年的12.1亿亩（注：[新加坡]陈国贲著，王业龙、王毅译，杨立文、陈国贲校：《烟与火--蒙特利尔 的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相对于人口数而言，可耕地 严重不足，而且还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情况的后果是许多人成为土地很少的农民或者 根本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广东省，1788年有70%的农民是佃户（注：[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8页。）。顺治时，广东人均耕地有 七亩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均耕地已不足两亩；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仅为1. 3亩（注： [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9页。）。根据中外学者推算，清代的比例常数为，“平均每人约得四亩可获生计”。这个标 准为“温饱常数”或“饥寒界限”，低于它社会就会动荡。在台山县，19世纪早期已达到50 万人，全县总面积为4600平方公里，但可耕地只有400平方公里，其余则是山砾地，每平方 公里的可耕地要养活1300人（注：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台山地区人均耕地只有1.2亩，不仅低于温饱常数，还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当时广东佃农的年收入大概是1.03两白银，其价值可买谷159.8斤，食物严 重不足。由于很多人失业，所以盗匪横行。当然也有很多人离开家乡，漂泊海外，因为中国 其他地方也一样贫穷。“族之子姓发达后，陋于疆界，土地偏小，庐舍纵横，田园益蹙。食 多生寡，故土农工商，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 （注：David Chuenyan Lai,Chinatowns,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Vancouver:Univers 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8,p.20.）。加拿大的早期华侨来自广 东省并不是偶然的。
    19世纪后期，中国还遭受了农业减产及洪水和饥荒等连续的自然灾害。1898年以后，山东 省几乎每年黄河都发生泛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长江、汉水流域洪水迭发和农业收益减少 的 记载也比比皆是。从1851年到1908年，广东省台山县遭受过14次大的洪水、7次飓风、4次地 震、2次干旱、4次瘟疫和5次饥荒（注：福建南安县丰山族谱（抄本）。转引自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经济资源，各地农村经常发 生械斗。从1856年起，在广东省台山县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 “土”即讲粤语的 原住民，“客”即讲客家方言、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居民）。这场械斗波及恩平、开平、阳春 、高明、阳江、新宁、高要等县，因械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有两三万人之多。械斗双方抓获 的俘虏，不少被押往香港、澳门，再卖往美洲充当“猪崽”华工。仅就客家人而言，被土人 掠卖或自卖到南美的即达二三万人，其他不堪械斗之苦的农民，亦大批逃往香港、澳门和海 外（注： [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9页。）。
    正当中国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苦苦挣扎之际，外国殖民主义强行进入了这个工业落后的 国家。外国的侵略与干涉，加深了中国政治的腐败与无能，使得经济更加落后，人民更加陷 于贫穷困苦之中。在清王朝依旧沉醉在自然经济的“天朝泱泱大国”中怡然自得的时候，欧 美列强基本上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着工业革命，英、法、美等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 随着生产方式的机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产品的急剧增加，英、法等国急于为其过剩的产 品找到市场和销路，同时也为了获取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它们 采取了向外扩张贸易和拓展殖民地的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都曾是英 国殖民帝国的组成部分。在美国等地独立以后，落后而又人口众多、大部分自然资源尚未开 发的古老中华帝国，自然成为英国等帝国主义扩张中的首选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 自然经济国家，清政府禁止输入消费品，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因而接连失败，它与中国 的贸易出现严重的入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向中国倾销鸦片。从1801年到1839年，巨 额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中国与英国的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导致白银价格上 涨，中国货币不断贬值，农民陷入赤贫的深渊。中国经济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沿。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派遣林则徐于1839年去广东查禁鸦片，在虎门海滩销烟。 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中国迅速战败。1842年8月29日，腐败的清政府被 迫 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 、奴役中国的开始。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再次战败。沙俄也乘人 之危，在外兴安岭领土问题上武力胁迫中国，结果，清政府只得与这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 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至此，几乎全部中国国土都被迫对外开放通商；中 国失去关税自主权；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中国契约工人可以 被卖到海外作苦力，清政府不准人民出海的禁令被打破；外国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 待遇；允许外国派驻外交使团到北京；传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建立教堂；中国东北、西北的 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等等。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战败的中国 签 订了《马关条约》，日本获得进入中国内地开工厂的权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 与日本，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1900年7月，八国联军（英法美德俄日意奥）借口义和团运动进 攻北京，8月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这八个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 订了《辛丑条约》，外国获得在北京等地的驻军权，不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活动，中国赔款 4.5亿两白银。从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侵略和战争，到1898年，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几乎全部 国 土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迅速丧失了自主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利 ，巨额的赔款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税收猛涨，使本已陷入赤贫的广大农民更加苦不堪 言 。长城以北属于沙皇俄国，长江流域属于英国，山东属于德国，法、英共管云南、广东、广 西，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到1911年止，中国除割让台湾、东北、香港等地外，还开 放了82个通商口岸，在1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中国大约80%～90% 的重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消费品市场被外国投资者所垄断。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建造铁 路，侵吞重要矿山、农田和房屋，破坏中国水运，并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基础被破坏，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完全破产。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 和村庄，成为强盗和游民，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计。例如，在广东与湖南、广西交界处，聚集 的绿林好汉就达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都是失业的劳工、贫穷的农民。他们或许由于战乱，或 许由于贪婪的地方官的敲诈，或是躲避自然灾害而聚集在一起，以对付那些贪婪的地方收税 官员。他们也对过往的商人、地主和旅游者实施抢劫。在中国，杀富济贫是对付不公与剥削 的一种最直接的反抗方式。由于广州丧失了惟一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一万多名搬运工人和 一 万多名船民因此失去生计，他们原先主要靠从江西贩运茶叶经梅岭南下广州为生。广州的货 场工人、商人同样也失业了；便宜的英国棉布使得广州的纺织业大受打击，堆在广州货场的 棉布腐烂变质，与此相关的工人与商人的生活陷入窘境（注：王大鲁：《赤溪县志》卷八，《副编·开县事记》。转引自孙谦著：《清代华侨与闽粤 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在19世纪大半时期以及20世纪 前2 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已不再是维持既有生活水平的问题，而是 如何保持最基本的生存。
    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困境，导致了从1843年到1850年间大约有一百次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暴 动，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这种起义和暴动推向顶点。太平天国运动波及 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南部地区，其主要成员有秘密会党成员、矿工、农民、运输工人和失业 者。这次农民起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明显地反映了遭受饥饿痛苦的农民的绝望以及知识 分子想通过激进手段改变不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努力（注： Anthony B.Chan,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Vancouver :New Star Books,1983,pp.28～31.）。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 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形式上已经重 新树立起来，但在乡间依然是盗匪横行，各种私人武装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 现 象。
    在十分绝望的情况下，移民海外似乎是这些地区的人民惟一可行的选择。一般而言，中国 人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愿离开祖先的墓地，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繁衍的故里。他们 的生活是与家乡、祖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远方谋生的 ，除非以某种方式迫使他这么做，因为他的生活信条便是这样的：“像树木一样，扎根于某 一处滋养、繁衍、腐烂。”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即使离开家乡，也没有不返归故里的。他 的希望是富足还乡，安度晚年，直到死去，这样死后就能葬入祖坟山中（注：[加拿大]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9页。）。移民加拿大的 华侨也是如此，这种选择实属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