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国事愤作《中西纪事》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清廷腐败，列强逞凶。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激发出不少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夏燮是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史学家。他很早就留心时务，鸦片战争的惨败，激发了他的爱国义愤，古今未有之变局，促使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作深刻的反思。正如他在《中西纪事·原叙》中所说：“道光庚子之变，洋氛不靖，蔓延三载。……蒿目增伤，裂眦怀愤。爰搜辑印抄文报，旁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早在1840年，夏燮就已开始搜集有关资料。但当时由于“两相枋（柄）国，防囗綦严”，使他一直未能将其编次成书，公诸于世。直到1850年，穆彰阿、耆英之流倒台，他才敢将多年之积累，精心网罗，刊布行世。
    《中西纪事》初稿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九年（1859年）修订为十六卷，同治四年（1865年）增订为二十四卷。夏燮在这本书里，以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将鸦片战争前后至咸丰末年中外关系的有关史事，分类记载，列为二十四个题目，每目为书之一卷，以时间之顺次，详述史事之原委。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对英勇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爱国志士加以首肯和赞美。书中有专记抗英烈士事迹的《海疆殉难》一目。他以饱醮情感的笔触，再现了关天培虎门拒敌、三总兵定海血战的悲壮场面。“定海之役，三镇血战数日，歼洋众千余”。⑥“葛云飞守近城以扼道头街之市埠，孤军巷战，被敌人挥刀削其半面，犹持矛手杀数人，植立崖石间而毙”。⑦其形象是何等地感人。他充分肯定裕谦的抗英斗争，认为“自英夷犯定海，裕帅谓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书主剿，虽未免言过其实，而一腔热血，报国拳拳。至其身任钦差大臣，予阅其前后章奏及来往咨令之文，古谊忠肝勃然义形于色。……至于事之既愤，而以其身躯之，亦可哀已。而论者谓其以刚取败，比之子玉、赵括之辈，不亦冤哉？”⑧
    （二）、对人民自发的抗英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夏燮在《中西纪事》里，以较大的篇幅，特置《粤民义师》一卷，详细介绍三元里抗英和广州人民反英军入城的斗争。“道光二十一年夏，粤东义民创夷人于省关、二元里，遂起团练之师。始自南海、蕃禺，而香山、新安等县继之，绅民啑血，丁壮荷戈，誓与英夷为不共之仇”。⑨夏燮认为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民心民力可用，而当权者防民甚于防寇，宁肯贼寇践踏国门，也不让百姓参加反抗斗争。他无不痛惜地说：“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啸聚者百有三乡，惜粤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⑩他还明确指出，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的取得，大挫英军嚣张气焰，其功在粤东义师，而不在某几个官僚的“弄丸解难”。在卷十三里，他记有：“洋官谋质制府舟中，以要入城之请。俄而，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洋官大惧，乃以罢兵修好请，自此不言入城事”。（11）他还写道：“己酉之役，不废一兵不折一矢，而洋人敛手易倨为恭，遂寝入城之议，予未见原奏以为官僚弄丸而解两家之难，……今粤东义师以先声而收后实之效”。（12）这种评论是颇有见地的。
    （三）、对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昏庸误国的卖国行径，夏燮切齿痛恨，予以无情地揭露。他写耆英“屈意羁縻，无不俯徇所请，历阶之梗实始于此”。（13）在卷六里，他收有《王廉访（廷蘭）致闽中曾方伯（望颜）信》，借以揭露：“……就当日实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机二；有可为痛哭者三。”而造成广东清军败退、炮台失守的原因，不是别的，“实因我无备使然，琦相来粤先存一不敢战之心，畏之如虎。使早为未雨绸缪，断不至此。”（14）他还愤懑地指出，投降派的媚敌行为，甚至直接导致了抗敌的失败和将帅的牺牲。“陈军门竭三年热血，尽瘁匪躬，因已操胜而后战之算，不意乖其所遇，乃与恇怯观望之元帅共事，以杀其身，岂非天哉？”就在虎门炮台危在旦夕的严重时刻，关天培“遗弁告急于相国，请增兵以固省城之门户，而相国仍执抚议不许”，致使关天培等将士为国捐躯，虎门陷落，广州门户洞开。因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关军门之死也，琦相实杀之。裕帅之死也，余步云实杀之，陈军门之死也，牛督实杀之。”
    “台湾之狱”，是鸦片战争中的一大冤狱。鸦片战争中，台湾军民在姚莹、达洪阿等领导下，曾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并俘获了不少英军。但投降派却颠倒黑白，“横加诬谄，以为台中两次俘获，均系遭风难夷，而镇道乘危徼功，……实无兵勇接杖之事”。昏溃的清廷竟对有功之官兵横加迫害。对此，夏燮作了深刻地揭露：“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15）这样，所谓“台湾之狱”的真相也就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