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智慧和向上力的一种显示
    历史学，作为总结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的一门学科，它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反思人类自身的历史经验，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近年来史学界在讨论包括史学社会功能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时，注意引进国外的理论，这无疑有益于推进我们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发扬本民族优良的史学遗产，重视发挥我国当代史学家独创性的论点，这对于活跃学术空气和丰富史学理论同样意义重大。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在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关键时刻，都曾自觉地把反思历史作为行动决策的参照物，“以史为鉴”，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这是人类智慧和向上力的一种显示。自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提出这一理论问题，并辟出专章论述先秦时期“历史知识的运用”以来，学术界对此已予注意，并发现我国史学传统中确实蕴藏着许多思想财富。继先秦之后，两汉时代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是更加前进了。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对于今天我们加深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有启迪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二、“过秦”和西汉盛世
    “过秦”的思想是政治家陆贾在西汉政权刚刚建立时首先提出来的，它反映出汉初人物深刻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时代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 到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帝位，中间只隔十九个年头，诚所谓漫长历史的一瞬， 然而社会的变化却如同地覆天翻。司马迁曾对其中八年（从陈涉起义到高祖称帝）作了这样的概括：“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①刘邦富于谋略，豁达大度，经过殊死的战争打败项羽，不愧为一代开国君主。但是他由布衣而登帝位，不免意满自得，而对于这个在战争废墟中建立的国家要采取何种治国策略则未认真考虑。陆贾正是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自己的卓越见识，他及时提出了总结秦亡教训以制定治国策略。他向刘邦发问：“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才引起刘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②因此陆贾《新语》一书，实为高祖君臣共同认识到必须以“过秦”作为鉴戒的产物。现存《新语》各篇都以“过秦”为立论依据。陆贾的中心主张，一是“仁政”和“德治”，二是实行“无为”方针。他强调：“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③这些论述都直接地以暴秦失败的教训作为制定汉朝治国方针的依据，论证中肯有力。陆贾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被高祖及群臣所激赏，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至东汉初年王充仍对陆贾作了高度评价，称他：“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④
    生活在文帝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有系统的总结。他以“过秦”为题写了三篇史论，分析秦国由崛起——统一六国——最后灭亡的历史，从中剖析它成败兴亡之“理”。贾谊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强大的、天下无敌的秦国，为什么竟会骤亡呢？他明确回答，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他进而指出，政治成败、人心向背是比什么权位、兵器都要强大得多的东西。统一了天下的秦国比起它以前僻处雍州时岂不更强，而拿陈涉的地位、武器等来说又根本无法与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为什么呢？结论只能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治搞坏了，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敌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群众。司马迁记述秦汉历史明显地受到贾谊的影响，称赞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并破例地将《过秦论》几千字的原文全部引在《秦始皇本纪》论赞之中。
    贾谊“过秦”更突出了“戒汉”的用意。总结秦亡教训使他深刻懂得人心向背直接决定国家兴亡，所以他对人民的处境极为关切，同情下层民众的苦难，对于当前社会矛盾体察特别敏锐。他批评粉饰太平之谈是“非愚即谀”，用“抱火处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来形容国家的形势，自己则因忧国忧民而“痛哭”、“流涕”“长太息”。他把剥削阶级的奢侈挥霍，视为“天下之大贼”，大声疾呼“残贼公行，莫之或止”，以引起人们注意！他预见到社会矛盾的尖锐将导致反抗事件，危及封建国家，“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⑤象贾谊这样由总结历史教训、观察社会矛盾而显示的政治远见，对于后人是宝贵的启迪，直到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发出“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⑥的预言，仍可视为贾谊论断的发展。
    与贾谊同时代的另一政论家贾山，对“过秦”也有重要的论述。他写有《至言》，揭露秦政暴虐造成“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民众“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被迫起义反抗。更有特色者，他分析秦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由此总结出“人主不闻其失，则社稷危”的规律，到了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的时候，离垮台就不远了。所以他对文帝放弃早先的节俭，开始与近臣接连外出射猎提出切直的批评，指出这样下去必将造成政令废弛，“绝天下之望”。⑦
    陆贾、贾谊等人言论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们反映了时代的智慧。记取秦亡教训，实行治国政策的转变，是汉初君臣普遍的共同认识。高祖以下，自萧何、曹参两位贤相，到文帝、景帝两位帝王，他们的治国方针一脉相承，都是执行由总结“过秦”而制定的宽省政治的路线。司马迁把汉初政策转变提高到符合时代前进规律的高度来肯定，认为：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⑧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看法，并加以发挥，认为：“周秦之敞，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民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⑨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可以认识到：正因为总结秦亡的史历教训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一再被尖锐地提出来，而且成为决策集团相当一致的认识，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成效卓著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西汉立国之时，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六七十年间实行宽省政治，休息民力，到武帝初年，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百姓号称丰足，社会状况极大改观：“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⑩司马迁所载当与事实相去不远。“过秦”的思想转变为如同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量财富，奠定了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基础。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实在是跟重视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的智慧直接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