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的进步本来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俗儒中盛行的“尚古”、“嗜古”的偏见却严重地阻碍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东汉初年高举“疾虚妄”旗帜的进步思想家王充，从理论上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作了有力的驳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宣汉”、“恢国”的论题。他对汉代社会思想和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充指出俗儒“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已成了一种痼疾，他们迷信古代达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并具体列举倒退历史观认为古人品质高尚今人低劣、古人相貌佼好今人丑陋、上古功德优奇今世功德劣薄等项具体表现。王充分析产生这种种迷误的原因，主要是文人贵古贱今的气习影响所致：“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贵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30）
    于充认为，历史的真相正相反，从历史进程看，所谓“上世淳朴下世文薄”，实际上是由原始状态进入开化时代：“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衣，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31）尤其是汉代，政治功业更超过前古，“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他用雄辩的事实批评复古倒退的论调。从立国说，两汉开国均自平民而登帝位，兴起更优：“五代之起，皆有因缘，力易为也。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从国力说，汉代更强盛，版图更开拓：“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朱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前代皆然，汉不闻此。”“周时戒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西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
    王充对边疆落后民族由于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之境尤为重视，他这样作了对比：“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舃。巴、蜀、越隽、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32）王充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汉代民族融合、四海一家的局面：“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舃。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33）
    王充的论述发挥了前人朴素的进化观点和以文明程度（而不以血缘关系）区分华夷的观点，有力地论证了“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的中心主张。他赞美汉德之盛，如阳光普照天下：“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34）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当时正处于封建关系上升的时期，王充的结论自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
    通过剖析俗儒“尊古卑今”历史观的谬误，王充总结出撰写当代史著作的急迫需要，热切地呼唤一部“汉书”的产生。他精辟地指出：之所以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是由于汉的功业没有得到宣扬，“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于世也。”“国德溢烛，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35）而儒生们自幼诵习的却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是谓汉德不若”，所以识古而不识今。当代学者对此负有责任，由于汉代历史没有得到及时总结记载，仍处于官府文书档案阶段，一般读书人对于当世的进步不得而知，“世见五帝、三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后世劣而化薄矣！”（36）面对汉德超过前代而世俗眼光却加卑视这种巨大的反差，王充痛感到记载汉代历史的急切需要，因而大声疾呼学者们要尽到“宣汉”、“恢国”的责任，认为：“汉德不宣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如千世之后，读经书不见汉美，后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他本人当仁不让，一再申明《论衡》的著述不同于别人，即是为了“宣汉”：“《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评说。”“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多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37）《论衡》书中直接涉及颂汉的篇目，就有《须颂》、《恢国》、《超奇》、《宣汉》、《齐世》、《验符》等篇。王充明确提出“宣汉”的论题，并作了出色的实践，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发展，很值得我们重视。他启示人们：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当代创建的业绩，应该如实地宣扬，热情地写出反映历史进步的著作，让它在社会上产生有力的教育作用，驳倒各种消极倒退的论调，以增强斗志，激励人们继续前进。
    王充和班固是同时代人，《论衡》书中列举的东汉初倒退历史观的种种论调，又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思潮斗争的确凿背景材料，这对进一步认识《汉书》的时代意义极为重要。班固撰史的一项根本宗旨是“宣扬汉德”。以往的研究认为这是班固正宗思想的体现，确是有道理的。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撰写一部“汉书”是时代的召唤，班固本人也恰恰意识到这一需要。他之所以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重要的原因是他认识到“大汉当可独立一史”（38）。班固这样做，客观上同样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他以成功的史学实践满足社会思想前进的要求，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联系王充之所述，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把对《汉书》的评价提高到一个新的层级。而且，由此也能深化对马班史学关系的认识。司马迁有比较自由的思想，班固则深受东汉初儒学国教化的影响，保守倾向浓厚。在“宣汉”和“实录”的著述宗旨上，马班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汉书》对武帝以前的史实基本上全录《史记》的理由，明显表示尊重司马迁的成就，而不是什么恶劣的抄袭。班固同样据实赞扬汉代的功业，其中突出者，如：总论武帝“雄才大略”，“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称赞昭帝任用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又论宣帝大有作为，“纂修洪业”，“招选茂异”，“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亦足以知吏称其能，民安其业也。”故号称“中兴”。（39）这些称扬都符合历史的实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汉书》因“断汉为史”，创立了断代史新体例，摆脱了司马迁之后百余年间历代学者只能“续作”、修修补补的困境，使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史》《汉》的“宣汉”，又都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从治国成效、民众生活的角度记述和评价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史学传统成为两汉之际迷信谶纬的思想浊流泛滥猖獗的直接对立物。被公认为信史的《史》、《汉》，即为后人认识我们民族历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这对于中国中古文化走上一条跟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判然不同的途径，起着不容低估的保证作用。这一层，又是马班史学巨著对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